一、《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1卷)社会科学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胡凌燕[1]（2021）在《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尝试从写本文献的角度,对武周时期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面貌,进行专题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通过对武周文学的重要写本进行文献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双重挖掘,结合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以诗歌、序文、小说三种文体为核心,着重关照刘希夷、崔融、李峤、王勃、张鷟、珠英学士等武周时期的着名作家及文学群体,对文本流传、文体演进、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及特殊文学现象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求尽可能全面、有体系地呈现武周时期文坛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某些文学史现象,进而为纠正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注重以传世刻本文献作单面建构的偏颇与缺失抛砖引玉。论文共六章,第一章为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总述,第二章为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专题研究,后四章为武周文学重要写本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研究。研究武周文学可资利用的写本文献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日藏写本三类。本章重点从文本的形态和内容两方面,总结这三类写本文献各自的特点,同时对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发现过程与整理历史进行爬梳,对日藏写本的源流与藏所进行追溯、考察。第二章,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研究。本章先对敦煌遗书所存武周诗文做了全面搜集、考辨与汇录,并从作家、作品及写本形态三方面概述其总貌。其次据作品存佚情况和文本形态特征,对残卷的文献价值进行了具体发掘。最后在综论残卷文学价值的基础上,以刘希夷《白头翁》诗为个案代表,探讨初盛唐七言歌行从中原传入敦煌后其传播渠道与作品性质发生的转变。第三章,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研究。本章首先结合传世文献考知珠英学士间交游唱和之史实,审视武周文坛的整体唱和环境。其次探讨时代诗风影响下选家崔融的诗学趣味,论述《珠英集》对于初唐诗歌选学的推进作用及其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再者,《珠英集》作为编《三教珠英》的副产品,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武周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并兴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古钞本《李峤杂咏诗》研究。《杂咏诗》的敦煌写本和日藏写本近代以来重现国人视野,从文献层面看,有助于考清《杂咏诗》在书目文献和现实世界中的流传情况,解决诗注相关的一些问题。从文学层面看,则启发我们关注初唐咏物诗在武周时期的变革,以及李峤咏物诗对日本平安朝诗歌发展的影响。第五章,正仓院本《王勃诗序》研究。本章主要从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三方面论证了院本《诗序》的文学实证功用,同时从集会诗序的文体内涵、演进历程及其与集会诗歌的关系三方面审视了院本《诗序》的文体学意义,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王勃诗文东传日本之经纬及其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时期汉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研究。本章厘清了《游仙窟》湮没与回传的历史问题,并从十娘的身份入手,对《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深度探讨,同时以《游仙窟》文本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代诗歌与小说文体交融的现象及唐传奇的情感表现等问题,从而可见《游仙窟》之文学史意义。
黄小菊[2]（2021）在《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小道”,由小说走向经典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反程朱理学的泰州学派、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童心说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改革的风潮,小说和戏曲在此风潮的影响下得到蓬勃的发展。文人对小说戏曲开始改观,不再视为“史之余”而是作为独立的文类。《三国志演义》借《三国志》之名进入文人的视野,罗贯中的文人化改编使其天然的具有精英阶层的烙印,而文人以通俗历史看待《三国志演义》,将其视为普及历史教化民众的通俗读物,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等“演义”系统诸本增加其历史性,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朱鼎臣刊本在射利的目的下降低阅读的难度,降低发行的成本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局限于精英文人而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普通识字民众也敞开了阅读大门,极大了推动了《三国志演义》的传播。直到李贽打破文人对小说的成见,叶昼模仿李贽批评《水浒传》评点《三国志演义》,真正的跳出历史,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点,刊刻者也改变传统按卷编排的形式,将二百四十段的《三国志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虽然此时的回目还不对偶,不甚精美,两段也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是按回编目的形制标志着对《三国志演义》文体定位的改变,对《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其后毛宗岗父子学习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使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风格得到统一、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和思想主旨得到升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文本,取代了之前流传的所有刊本,成为主流文本。本文主要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版本体系所呈现了不同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和特色。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化经历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和学术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三国志演义》经典化文本的确立共同起着推动作用。以书坊主为主要发行者和整理者的《三国志演义》天然的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不同的书坊因为面向读者不同侧重也不同,江南刊本在兼顾商品属性时注重其文学性与历史性,因此呈现出文人化、历史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三国志演义》成为通俗历史读物,提高了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建阳刊本以低廉的价格与江南刊本形成竞争优势,又通过增加图像的形式降低阅读门槛,插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英雄故事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阅读,而是取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戏曲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渠道。随着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对《三国志演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早期视为通俗历史读本到注意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不再将《三国志演义》当作“史之余”和教化民众的工具,而是开始重视历史演义本身的文学价值。对历史演义文体全新认识是《三国志演义》摆脱历史的束缚,回归小说评论语境的关键,为《三国志演义》经典化作了理论准备。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总结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经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同时对“拥刘反曹”主题思想和强化,使得《三国志演义》与传统儒家观念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符合,被上下阶层共同接受。《三国志演义》版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经典文本毛评本,经典文本的确立为进一步扩大《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奠定了条件,是《三国志演义》经典地位确立的基础。
高文豪[3]（2020）在《河南新修家谱初探》文中研究说明家谱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质的文化之一。家谱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载体,与正史、方志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其独特的优势在于广泛生动地记录了底层普通民众的思想和生活状态。河南,即河南省,地处中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姓氏文化源远流长,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了重修家谱的热潮;21世纪之后,民间新修家谱数量又创新高,目前这些新修家谱分散于河南各地,但尚缺少系统整理与研究。此文章选取1949年后的河南新修家谱作为研究对象,对河南新修家谱进行了一个系统研究,力图说明河南新修家谱的史料价值与现实意义。首先编写河南新修家谱目录,以此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其主要内容为各个地区的家谱数量、出版的年代、各个家谱的基本信息等,对河南部分新修家谱做一个基础的文献资料整理,并对其作简要分析。其次以亲自察验及所编新修家谱目录为基础,对河南新修家谱进行细致分析与研究,通过整理分析新修家谱目录、编修缘由、编修过程和编修主要内容,探究河南新修家谱的史料价值与不足之处,并阐述新修家谱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莫琼[4]（2019）在《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明代韩学研究相对宋、清两代来说稍显暗淡。从理论上而言,明代韩学上承宋元,下启清代,是整个韩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这一段韩学的研究,可打通千余年来的韩学史,使整个韩学史的内容更加完整、面貌更加清晰。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是整个明代韩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托于明代韩集文献以及明代古文选本等原始资料。选本批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对选本的研究,可以勾勒出一段批评史甚至是接受史。因此,本文即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本文分为上、下编,一共七章。上编主要从明代科举文化、明代出版业、明末文人结社、“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等四个方面思考,结合明代古文选本对韩愈古文的选评,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及其古文在这四种历史场域中的接受情况。下编主要对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进行考论。考论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为相关的选本撰写叙录,并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选本进行考论,揭示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上编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接受的关系。第一节研究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韩愈古文是明代举子的必读物之一,因此,许多古文选本以及韩愈文集即得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校的藏书楼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地方学官,在编刻古文选本时,往往将韩愈古文乃至所谓“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选入其中,随着官员的迁移,韩愈古文在下层知识分子之中的流传广度也随之扩大。因此,地方学官制度对于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古文文脉的传承上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节研究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选评。在明代古文选本中,有一定数量的选本是专门为科举考试而编辑的。在具体的阅卷过程中,文有法度、开阖抑扬的答卷,更受阅卷官的青睐,韩愈的文风十分符合这样的标准。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原道》等29篇韩愈古文普遍地被明人认为适合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文。这29篇韩文,是明人以选本的形式选择出来的韩愈古文的经典篇目,因此,在延续韩文的经典化上,明代古文选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章主要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考察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中后期出版业以及图书市场的发达,伪托名人出书射利的情况也随之出现。在明代古文选本评点的领域,钟惺是被托名最多的文人之一,伪托钟惺之名的“文归”系列文章选本也成为了明末书籍市场颇受欢迎的出版物。因此,若要确切评价一些选本所选评的韩文之价值,首要之务,是厘清这些选本的真伪,题名钟惺的《唐文归》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本章第一节,是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再考证上图所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伪托钟惺之作,并认为伪托者为明末南京的书坊集贤堂。第二节研究此本《唐文归》对所选十四篇韩愈古文评点的价值,认为这些评语的质量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商这一群体,属于日本学者大木康所认为的识字阶层的中间阶层,以《唐文归》为媒介,可以推知韩文在此中间阶层的接受情况。作为商品的古文选本在明末出版的驱动下流播开来,韩愈古文也以此为载体得到传播。第三章主要以浙江图书馆藏朱东观等人所编的《唐文归》为例,研究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的关系密切。藉由研究朱东观及其社中人一起选评的《唐文归》等文章选本,可以以文社这一公共空间为中心,探究明末的文人是如何评价韩愈与阅读韩文的。本章第一节主要对明末杭州朱东观等人结社的情况进行考述,认为此文社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与明末杭州另一个着名的文社——登楼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文社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即由“尽心秦汉以上书”到纵观唐宋以下文。第二节以此文社所编《唐文归》为中心,研究此社对于韩愈及其古文的接受情况,认为其在选评韩文时,选入了一些较为“冷门”的篇目,这些篇目大都反映了中唐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他们正是透过对这些篇目的选评,表达出了对于明末各种社会危机的隐忧。此外,借由考察韩文对于先秦两汉文的继承及其对唐宋以下文的影响,该社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从先秦两汉到唐宋八家文的古文统绪。第四章主要研究“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析韩愈古文在这个古文范畴之内的接受情况。明初的宋濂、王袆、刘基等人,构建了由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等八家之文组成的文统。从永乐至正德年间,这个文统观一直为台阁文臣所遵循。在成化至正德间,一个反对唐宋文传统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严重恶化了唐宋文在主流文坛的生存环境。唐宋文的传统与明代科举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说是间接地在制度上保障了唐宋文的生存空间。在重新将韩愈等唐宋八家嵌入古文统绪,使得韩愈重新成为这个文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的过程中,“唐宋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于万历七年之前,社会上流行着“七大家”、“四大家”、“六大家”等称号,在这些组合之中,韩、柳、欧、大苏四大家是最为稳定的。随着同类选本数量的快速增长,“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在崇祯年间正式形成了。下编以隆庆为断限,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考论明洪武至隆庆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明中期以前,由于出版业尚未兴盛,加之文献保存的困难,故而留存至今的古文选本数量并不多。从本文所掌握的明代古文选本所选韩愈古文的情况而言,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主要用于科举考试,韩愈古文颇受这些选本的青睐,往往在必选之列。从嘉靖年间开始,选本的选择即以先秦两汉古文与唐宋古文为主,而唐宋古文又重在所谓“唐宋八家”文。受主流文坛流派之间的古文典范之争的影响,古文选本亦开始掺入了“派系”的因素。林希元借编选《古文类抄》之契机,对复古派“文必秦汉”的取法倾向有所反思,将唐宋古文重新纳入到取法范围之内。第二章主要考论万历期间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比较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随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问世,“唐宋八大家”类选本的数量有所增加,“唐宋派”的文脉在万历文坛得以延续;第二,出现了钱谷《韩文评林》、王锡爵《王荆石先生批评韩文》、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等专门选评韩文的选本,这表明明人对于韩愈的研究正趋专门化;第三,出现了“自娱”性质的古文选本,如钱士鳌《共赏编》;第四,贾三近《滑耀编》、邹迪光《文府滑稽》等选本,特表韩文“以文为戏”的一面,亦属这一时期韩愈古文接受的特点之一。此外,本章还对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一书作个案研究。第三章主要考论天启至崇祯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这一时期古文选本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随着明末出版兴盛期的到来,书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伪托名人的古文选本;第二,明末文人在结社之时,编刻了一些古文选本。韩文得以入选这些选本,为研究韩文在不同的文本空间内的接受情况提供了依据。孙慎行《精选八大家文钞》等“八大家”类选本的产生,使得韩愈以及唐宋古文的文脉在明末得到延续。
方啸天[5]（2019）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文中指出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作为近代出版业执牛耳者,在历史类书籍的出版上拥有丰硕成果,直接推动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同时,这些成果更反映出以商务印书馆为典型的出版业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关联,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轨迹与特点也能在其中觅得线索。然而,学界涉及多零星碎语,不成篇章。有鉴于此,本文力图通过整理近代商务印书馆在历史类出版物上的重要成绩,发掘其中所具有的史学价值和影响,从而彰显商务印书馆的史学贡献以及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全文除绪言、结语外,主体由五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一章。第一章论述在近代主客观因素驱动下,商务印书馆具有盎然生命力与稳固的基础,与此同时,探讨近代史学在历史叙事方式上的发展需求和商务印书馆应对这种需求所做的有效实践。第二章通过阐述张元济与王云五各自领导的史籍出版道路,总结商务印书馆在整理史籍方面的成绩,并讨论这些史籍成果与近代史家间的互动反馈。第三章依据近代中西史学交汇的文化背景,叙述商务印书馆在不同时期出版外国史着作的变化,以及出版中国历史人物传记与年谱的新突破,并着重论述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历史类书籍上所作的贡献。第四章根据近代历史学分科分工的特点,论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和“大学丛书”与这一学科发展趋势之间的联系,以及两种丛书各自的史学成果与价值。第五章从多元出版的角度出发,论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和以《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为代表的工具书对近代史学发展的贡献,以及各自的史学成果与价值。
车兰兰[6]（2018）在《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文中研究说明黄人（1866—1913）,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个性鲜明、思想崛奇、成果卓异的人物。在近代这一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黄人深受传统文化、吴地地域文化的浸染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影响,前后思想发生了重要改变。他曾有志于仕途,然郁郁不得志;后执教东吴大学,潜心学术;入南社后欲以文革命,终理想破灭,因狂而殁。黄人是近代重要的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多重身份兼跨数个领域,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小说着译、办刊结社、文献编纂、教育改革、民主革命等方面均有建树。然而与同时代的梁启超、吴梅、王国维等人相比,黄人并未获得相应的地位,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挖掘。本论文着眼于对身处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思想复杂、着述宏富、经历曲折的黄人作较为全面的考证与论述,并作合理评价。论文主要从六部分加以剖析阐述:前三章主要是将黄人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放置近代文学转型背景中去考察,这是论文的重点部分,黄人所处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其文学理论、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首章探讨黄人《中国文学史》与近代新型文学史兴起的关系,追溯“中国文学史”的起源,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进行比较,分析它们的根本区别;梳理西方、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论述国人自着“中国文学史”出现的原因。通过对比窦、林、黄三部最早的文学史着作,进而分析黄着文学史的开创性、影响,也不回避它作为草创期文学史的局限。次章侧重于探讨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与黄人文学理论的关系,梳理古、近代文学理论批评衍变之轨迹,进而探讨黄人的小说理论、戏曲理论、诗歌理论、词学理论对古典文论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其在新旧思想冲突下所存在的局限。第三章聚焦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研究,从题材、主题、艺术特色等方面解读黄人的诗歌与词,分析其所体现的新旧特征,最后综合论述黄人创作的成绩与不足,以及较文学理论存在的滞后性。后三章主要是围绕黄人的教育、出版、社团等文学活动展开,探讨他与近代文科教育、文学出版、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体现了黄人严谨与开放的学术风气及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求。第四章梳理了黄人的求学活动、教育活动,尤其突出黄人对中国文科教育所作的贡献。黄人在东吴大学十三载,通过教学布道、讲学唱和、编写教材、主笔学报等教育活动,在思想启蒙、文科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对近代文科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五章分析黄人在中国近代出版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他与小说林社、国学扶轮社的关系,从黄人的报刊、图书出版活动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倡导保存国粹,另一方面也积极引进了西学新知,既批判了封建文化专制,又传播了西方民主思想,对传统出版业向近代出版业的转型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后一章则考察黄人与中国近代社团转型的关系,社团活动在黄人的文化活动中比例较大。本章中黄人入南社之契缘、入南社后的活动及其与南社同人的交游是重点,体现了在近代社团转型过程中,“新”与“旧”文化的碰撞。而黄人在社团的创作、文化、交游活动,不仅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发展,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中勇于担当、以笔为戎的真实写照。概之,黄人之一生,历经了半个世纪的世事沧桑,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巨变,是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推动者”和“见证者”。他的文学思想、创作与活动等,都体现了新旧文化过渡、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时期的矛盾与融合。他的身上,既有传统文人积极入仕的济世情怀、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困囿于时代的保守与局限,又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启蒙救国”的远大理想、批判封建专制文化的革新精神、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寻和和立足于中西比较的创新精神。他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承袭了李白、李贺、王仲瞿、龚自珍等先贤遗风;又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有许多独立之见和创新之举,对吴梅、王謇、陈乃乾、陈大悲等后辈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黄人是不可忽视的一位,需要将其放置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做更全面更客观的研究,同时分析他的典型意义。
邓仕海[7]（2017）在《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以剑南道为中心的唐代西南地区是中国古代疆域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属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论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疏理、挖掘史料及探索新的视角,对唐朝在以剑南道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划沿革、治理政策、官署机构和职官设置、边政实践、重要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在唐朝边防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唐代西南边政大致呈现出特点比较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主要表现为:唐高祖通过“招抚为主、军事为辅”的方式成功地将巴蜀和云南纳入到了李唐王朝的统治版图,并通过设置军事色彩浓厚的管理机构和大量“因俗而治”的羁縻府州巩固了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贞观时期,唐太宗开始推行文治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和开发。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主要表现为:为遏制吐蕃东扩,积极防御和反击吐蕃的侵扰;设置剑南节度使调整西南边防体制;为了与吐蕃争夺洱海,除重建姚州都督府外,又支持南诏统一了洱海;天宝后期,为遏制南诏东拓,迷信武力,导致南诏判附吐蕃。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主要表现为:为防止剑南道成为河朔型藩镇,将其一分为二;为明确中央、藩镇和州之间的赋税分配,推行“两税三分”;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代、德两朝被迫对藩镇“姑息迁就”;德宗朝,韦皋镇蜀二十载,他大力发展西南交通和社会经济、“南抚群蛮、西摧吐蕃”,巩固了唐朝在西南的统治,基本解除了吐蕃对唐朝西部边境的巨大威胁;为抑制藩镇,平定刘辟之乱后,宪宗通过“两税三分制”改革和增加“刺史军权”,削弱了藩镇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大和之役”后,李德裕筹边,使西南地区获得了近三十年的安定局面。四是咸通以后唐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主要表现为:唐诏关系破裂,南诏四犯西川;高骈通过修筑成都罗城和重建西南边防体系,彻底斩断了南诏再次侵犯西川的念头;西南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了阡能和韩秀昇之乱;三川内乱,王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王建兼并东川和山南西道,并于公元907年割据称帝,唐朝在西南的统治终结。唐代西南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同样呈现出特点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高祖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管制,特别重视西南边吏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度;贞观时期,为了推行文治,唐太宗格外重视边吏的治理才能和德行,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任用制度。永徽至天宝时期:武则天为改变官僚集团的构成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完善和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人才;开元时期,唐玄宗为了整饬西南吏治,选拔大量重臣出镇西南;天宝后期,杨国忠秉政并遥领西南,大量“贪求边功”的杨氏亲信把持了西南政局。至德至大中时期:肃、代、德三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控制,选用大量武将到西南任职,考课制度时行时废,失去了应有的功效;唐宪宗为结束西南军人专政的局面,选拔大量文官进入西南,同时推行“徙镇策略”;为解决财政困难,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官员的“财经”能力格外重视;考课制度日趋反动,“税钱长数”、“征办先期”、“捕盗多少”等成了考核官员的主要标准。咸通以后:宦官势力在僖宗中后期渗入西南并控制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王建占据两川后,唐朝彻底丧失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唐代西南边吏作为唐朝西南治理政策的执行者,许多人在唐朝西南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维系唐朝与西南各族群之间关系的纽带,是唐朝西南疆域的开拓者和西南边防的建设与巩固者,还是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者。但是,同样存在许多边吏,他们不顾国家利益,不顾百姓死活,行为残暴、贪污腐化,甚至为贪求边功而故意挑起战争,给唐朝在西南的治理成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通过对唐代西南边政和边吏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要保证边政与边吏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这个运行机制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显着的特点,即制度健全、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论文力图将唐朝在中国古代治边实践中的继承性、创造性和历史局限性,唐朝西南边吏选拔、任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特点及其原因,以及西南边吏在唐代边疆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具体作用等清晰地展现出来。同时,希望通过对西南地区在唐朝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揭示出西南地区的发展与整个唐朝历史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孙蕴[8]（2017）在《明代书目研究》文中认为明代的书目编纂是中国古代书目编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的书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是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必经阶段。明代书目编纂的成果较多、种类多样。明代的文渊阁、行人司、地方府学、书院等机构都有大量的藏书,大多编有藏书目录。各家私人藏书、藏书目的数量较之前代皆呈井喷式增长。史志书目方面,兼有国史目录、政书目录及数十种方志艺文志。又有经学、医学、戏曲、宗教等多种专科书目。又有公、私、坊刻书目、地方及个人着述书目、辨伪书目、引用书目等诸家特种书目。此外,尚有大量存世的序跋题记,可看做对书目解题的补充,亦是研究明代书目及作者的重要资料。明代书目于书目体例、着录内容、编纂方式上皆多有创新。其对四部分类法有继承、又有改进;在同一书目中往往综合运用多种设类依据;对书籍相关信息的着录既简要又灵活;不仅保存了前代书籍的线索,更载录了明代着述、刻板的具体情况;不仅着录了书籍信息,更着录有相关的学术思想。明代的书目编纂为后世的目录学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学界各领域的研究过程中,不乏对明代目录学成果的参考利用,但专门针对这些成果的研究却寥寥可数,且多集中于对明代的某几部书目的研究,而对大多书目并未有所涉及。通过对明代的书目、明代的目录学家及目录学思想进行全面、公正、客观的探讨,通过分析、归纳的方法对其做出宏观的研究,对研究中国目录学史、乃至整个学术史而言都是必要的,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本论文将明代各家书目分为公藏、私藏、史志、专科、特种五部分,从论述目录学家的目录学事迹、清理书目的存佚与版本、探讨书目的形成、探讨书目的编纂体例、探讨书目的着录方法、分析书目的特色、评价书目的成就七个方面入手,对明代诸家书目进行逐一研究,力求全面、系统地论述明代的书目成果。引用书目在我国问世较早,于明代得到弘扬。本论文对这种特殊目录的产生、发展、类型、特点等做了大致论述,并简要进行举例分析。胡应麟是明代目录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本论文通过对《四部正讹》、《经籍会通》等目录学成果的分析,对胡应麟的目录学思想做了整体的探讨。各家书目之外,本论文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二种序跋着作为例,窥豹一斑,探讨了明人的序跋题记,认为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补充书目解题之未备的史料价值。明代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兴盛时期。明代的书目编纂具有一定数量规模,且种类多样,形成了空前完整的目录学体系。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相对前后各代书目而言,明代书目具有较为突出的主观性、灵活性、实用性特点。类目设置方面,明代的书目大多突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束缚,采用了根据收录对象的实际情况灵活设类的方式,并往往在同一部书目内将多种分类依据综合并用。明代书目中不仅产生了藩府类、举业类、性理类等新的类目,且其对类书、丛书、释道等书籍的归置方式较之前代亦呈现出新的格局。其中将四书类与五经类并行设立的设类方式更是成为后世定例。着录内容方面,明代书目既有对前代书籍线索的保留,亦有对明代着述成果的载录。此外,又有《南雍志·经籍考》、《内板经书纪略》等兼记书、板,《南词叙录》兼记理论、作品,《曲品》兼及作者、作品等特殊着录内容的存在。明代书目虽少有解题,但往往以简要、灵活的方式着录相关信息。明代书目大多着录作者姓名、籍贯等,更有详记其生平者,具有重要的史料集志。如《录鬼簿续编》对罗贯中生平的记录,便是现今而言唯一可查的史料,极为珍贵。此外,以赵定宇、赵琦美等为代表的明代目录学家具有极高的版本意识,其书目中对版本项的着录极为丰富,直接启发了钱谦益、钱曾等人的版本学思想。明代书目的着录内容,是考求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来源。着录方法方面,明代书目中首次出现了互着、别裁的着录方法,合并着录法、表格式着录法、千字文编号法等亦被多次运用,使得明代的书目编纂整体呈现出简明扼要的风格。明代书目普遍具有注重普查、方便检索的特征。统计收录、便于检索的工具性是书目的基本属性,这一属性在明代首次得到了强调。自此以后,书目的工具性逐步为世人所重。统计完整、方便检索亦成为书目编纂的首要任务。书目的分类体系、着录内容、着录方法三方面,是对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的直接反映。明代目录学家不拘常规、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的目录学思想,为四部分类法的成熟、完善提供了契机,也为当代目录学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卫春梅[9]（2016）在《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研究》文中指出佛教中佛是大医王,而药师琉璃光佛是专以消灾延年、祛病除厄、幸福往生救护众生的佛。药师佛信仰是佛教体系内以崇拜药师佛为核心而形成的佛菩萨信仰,这种信仰将《药师经》作为主要理论基础,根据十二大愿、九横死、幡灯续命法、净土等思想逐渐形成包括仪轨、道场、信众、场所、信仰活动等完整的宗教信仰形态并衍生出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第一章对药师佛信仰的经典《药师经》及其思想传播进行梳理与阐释。第一,从历史文化角度探讨《药师经》在印度集成,认为它是药师佛信仰的理论源头,并分析《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和隋唐《药师经》译本在翻译者各自的思想和译经体系中的地位;第二,比较四种译本《药师经》的内容异同,着重研究各译本中十二大愿和九横死的异同,发现四个译本虽然出现时间不同,译者及翻译风格不同,但是主体内容具有较大一致性;第三,系统阐释《药师经》思想,一是考察在佛经中药、药师、药师佛的功能演变,认为这是药师佛信仰出现的文化心理条件;二是探讨《药师经》的主要理论,指出这些理论是药师佛信仰的理论核心,是药师佛信仰能够流播的理论前提条件。第四,《药师经》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主要理论基础,借助其他佛教信仰形式,在个人的宗教修养上表现为遵守佛教戒律和修持药师仪轨,以一定的修持实践形式和文学艺术形式在寺院开始推行,不仅在平民中流行,而且受到上层人士的注意,说明它已经具备初步体系化的宗教形态,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二章按照历史系统梳理和研究隋唐时期《药师经》注疏。从历史记载分析隋唐的《药师经疏》相比于其它各朝代是最多的,但留存硕果不多,说明该时期药师佛信仰的兴盛。从作者所属法系考察隋唐的《药师经疏》多数出自玄奘的法相唯识系。从作者、作品体系、作品内容方面考察此时期仅存的敦煌S.2512佚名《药师经疏》、敦煌S.2551佚名《药师经疏》、太贤撰《本愿药师经古迹》二卷,发现各位作者虽然所依据的《药师经》译本不同,但是在引用佛学经典、发挥《药师经》思想时,基本上围绕般若、唯识、净土、涅盘四系经典,他们通过对《药师经》中出现的观点和术语作出系统解说及论证,实现作者本人佛学素养与《药师经》内容的完美融合,完成其《药师经疏》作品体系的创建。隋唐时期从《药师经》的翻译状况到《药师经》注疏的撰写与传播状况反映出药师佛信仰的思想理论传播发展较快。第三章研究唐代药师仪轨思想。在唐代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药师琉璃光佛印咒》表明药师仪轨方面的经典开始出现,随后一行撰《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金刚智译《药师如来观行仪轨法》、不空译《药师如来念诵仪轨》、最澄作《药师如来讲式》,说明该时期药师佛信仰开始重视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层面。通过对这些仪轨的研究发现药师佛信仰的仪轨在经典中明确化是从阿地瞿多的《陀罗尼集经》开始,他以密教的立场将药师仪轨单列为《药师琉璃光佛印咒》,具体描述了药师佛坛法、礼拜、供养及受持的方法。后来的药师仪轨撰述多参考阿地瞿多译作的相关思想。从药师仪轨的撰写者和翻译者以及仪轨内容分析唐代药师仪轨发现,该时期药师仪轨思想均与密教思想关系密切,说明当时药师佛信仰的实践定位偏于密宗实践。第四章研究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社会表现状况,此时期药师佛信仰比前期更为兴盛,信徒们通过供养、礼拜、抄诵、持戒等修持实践和特定的仪式不断加强药师佛信仰的信念和信号体系,通过艺术、文学等形式向信众个体心理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推动药师佛信仰的发展。随着药师佛信仰的信念和信号体系的发展,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既存在大规模群体信仰行为,也存在个人的信仰行为,既存在单独的药师佛信仰,也存在与其他佛教信仰结合的药师佛信仰,这些行为以药师佛信仰的修持实践及仪式、药师佛信仰为核心的艺术表现与文学表现展现出来。隋唐药师佛造像和图绘较东晋南北朝更为丰富,造像者的范围扩大,遍及到包括达官贵族、僧尼及普通民众各个阶层,表明这个时期的药师佛信仰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力量更为雄厚且民间色彩更浓。隋唐药师佛信仰的文学表现形式较多,从《药师经》到药师经变到灵验故事、赞文、愿文的发展可以看出药师佛信仰者不仅有皇室高层,还有文人士大夫,亦有文化不高的下层民众,从而可以看到隋唐药师佛信仰的流播其途径之多样,其涉及社会阶层之广,其涉及社会生活之深。第五章解析药师佛信仰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宋、元、明、清、民国药师文献的影响和现代价值。从药师佛信仰基本宗教要素和文化表现形态入手分析药师佛信仰的宗教文化特征,药师佛信仰作为以崇拜药师佛为核心的佛菩萨信仰具有适应性功能,它的发展过程即是领域专门化过程、内容圆融化过程、形式多样化过程,同时药师佛信仰也具有密教属性和净土属性。从《药师经》着述和药师仪轨考察隋唐药师佛信仰对宋、元、明、清、民国的药师文献影响发现,隋唐以后药师佛信仰的思想阐释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药师佛信仰的仪轨却被日益重视,此时人们信仰药师佛更为注重以修行实践行为获得消灾延年、祛病除厄、幸福往生的利益;药师佛信仰的最大特色就是信仰的现世性,其内涵就是在积极入世的基础上,针对个人和社会的痼疾进行医治,构建一方人间净土。总之,《药师经》在印度集成之后被传到中土,东晋时期被译出传播,直至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格局理论上表现为《药师经》的翻译和《药师经》注疏的撰写以及药师仪轨的翻译和撰写,社会表现上体现为药师佛信仰的修持、造像图绘以及文学创作。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在造像和抄经供养上主要表现为药师佛与其它佛菩萨、《药师经》与其它佛经共同接受供养,说明药师佛信仰对当时人们的心灵世界具有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以药师佛信仰的宗教文化特性的适应性功能经过宋、元、明、清、民国的实践性和现世性转换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药师佛信仰的现代价值表现在它的精神价值、医疗价值、教育价值。自东晋至今中国药师佛信仰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药师佛信仰既具有历史属性,也具有宗教文化属性。故此可采用文献学研究法为主研究药师佛信仰,结合其他方法从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不同视角探讨药师佛信仰的理论发展脉络和理论价值,着重解析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理论与社会表现形态,兼及隋唐以后药师佛信仰的理论,力图揭示药师佛信仰发展的思想脉络,以期能为社会良好发展提供借鉴。
陈安梅[10]（2016）在《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说唱文学,也叫讲唱文学,是说唱艺术的文学底本。根据《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曲艺通史》以及其他相关的中国说唱文学资料说明,唐代变文,宋元时期的说话伎艺,包括讲史和平话,说经和商谜,金代的诸宫调等等,明代的弹词、说唱词话、鼓词、宝卷和道情等,清代的评话与评书、时调小曲,民国时期的弹词与评话等都从属于说唱文学这一类别。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上,对说唱文学的历史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肯定。这与说唱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口耳传承的特点,致使文本的文字留存较少,没有足够重视的资源有关,也与其通俗性的特点有关。所以中国古代开始长期不重视说唱文学,官方基本不收藏,唐代以前保存的说唱文学资料很少。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因为文化观念差异,从唐代以来有一种向中国学习的态度,官方和私人重视收藏各种资料,所以日本收藏了不少中国说唱文学资料。现代很多着名的说唱文学文本,实际上都是近代以来从日本“回流”或者又传播回中国。例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全相平话五种》、“三言二拍”等都是在日本发现,终于辗转传回中国。如果没有找到并传回来这些作品,那么中国文学史、小说史、说唱文学史等都会有些缺憾。十九世纪末,日本明治维新（1868）以后,欧洲文学界的思潮和文学史观被介绍到日本,对日本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研究界里,以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1897年）、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史纲》（1912年）为首,产生了中国通俗文学这一研究领域。王国维发表了中国戏曲小说史上的名着《宋元戏曲史》（1915）之后,日本的汉学研究界马上做出了反映,盐谷温发表了戏剧、小说研究史上的名着《支那文学概论讲话》（1918）。在中国本土向来不登大雅之堂俗文学资料,开始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对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一辈日本的专家学者开始专注于中国说唱文学某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成绩斐然,影响和带动了新一辈学者。在老一辈和新一代日本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收藏、整理和研究进入了新的一个历史时期。传播作为文献的本质属性之一,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献传播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涉及的“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主要指的是文献传播。其涵盖的内容极其广泛,包括收藏、翻译、出版、研究文章以及改编为戏剧影视等内容。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战略的当今社会,通过多侧面、多视角的探索和审视,较完整、系统地研究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问题,引导人们掌握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情况,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方式主要是收藏和研究,故本文主要对变文、说经讲史中《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诸宫调的《刘知远诸宫调》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宝卷、弹词、木鱼书、鼓词、子弟书、平话和拟话本“三言二拍”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文共分为十一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明确论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通过分析国内和日本的研究现状,明了研究意义。概括和总结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概况。第二章主要论述变文在日本的传播概况。在“敦煌变文的传播主体”章节中分析了探险队、记者和学者作为敦煌变文的主要传播载体的作用。在“敦煌变文在日本的研究”章节中对狩野直喜等老一辈和荒见泰史等新一代学者的变文研究做了一个梳理。在“变文故事在日本的传播”部分中,主要从《目连记变文》和《王昭君变文》与日本的变文故事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第三章主要讨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概况。日本宽保3年（1743）年高山寺普贤院主持照谷在曝晒书籍时发现了海内外孤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两部作品历经周折后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和茶之水图书馆所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出现了影印本、排印本、手抄本和各专家学者的论文着作,还出现了由太田辰夫和志村良治翻译的日译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志远诸宫调》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概况。1907年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发掘出了《刘知远诸宫调》残本。狩野直喜第一次把这一文献公之于众,并断言“为元曲之源流,将放一大光明”,从而启示了研究的方向。青木正儿对这一文献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并于1932年在《支那学》六卷二期上发表了《刘知远诸宫调考》一文,比较全面地探索了这一诸宫调的内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田中谦二的指导下,高桥繁树等负责完成了日本学界对《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集大成研究着作--《<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研究》。《天宝遗事诸宫调》在日本的研究没有像前两部作品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所以至今的研究尚处于荒芜地带。第五章主要分析了日本收藏和研究中国宝卷的状况。中国宝卷的由于日本学界收藏和研究中国宝卷,起步时间相对较晚,适值中日两国关系经历坎坷,曾经影响文化交往。所以中国学术界对宝卷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情况,还缺少系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本文从“日本二战前后的宝卷搜集、整理和研究”“八九十年代日本对中国宝卷的调查、研究与整理”和“当今日本的中国宝卷整理和研究”三个方面对日本研究中国宝卷的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归纳出日本收藏和研究宝卷的特点。通过分析中日宝卷研究格局的差异,给国内宝卷研究提供新的启迪和帮助。第六章主要论述弹词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弹词”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日本辞书中,是在1912年（大正元年）由三省堂出版的《日本百科大辞典》中,而在日本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52年沧田淳之助的“弹词考”一文。本文从研究、收藏、舞台媒介和学术交流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在舞台媒介和学术交流方面主要介绍了苏州弹词和日本的交流情况。第七章主要归纳了日本收藏木鱼书的情况。木鱼书作为粤方言诗赞系学唱文学,底子里是更加重视节奏感的,因此从伴奏乐器的构成这一基本判断标准来说,木鱼书并不能算是“弹词”之一种①。根据这一观点,本文把木鱼书和弹词分开另做一章进行论述。老一辈和新一代学者的努力是促进木鱼书收藏和研究的主要推动力。木鱼书在日本的公私收藏情况是本文的重点。第八章主要对鼓词和子弟书在日本的收藏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介绍。由于受调查时间、调查范围和调查手段的限制,此部分的研究尚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整理。第九章对平话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平话亦称作评话,流传在世的作品很多。本文除了介绍日本对话本小说的基本收藏情况之外,主要通过对《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清平山堂话本》、《全相平话五种》、“三言二拍”作品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得出其在日本传播过程中的特点。第十章通过以上八章分析掌握的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情况,概括出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特点。从政治目的下的文化侵略、日本学者的游学等以及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学者藏书的售卖及文献传播技术的进步和学者的努力、政府财力的支持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说唱文学东传日本的主要特点及其促进其传播的几个重要因素。第十一章列举了还未引起日本学者重视的唱本、时调小曲、莲花落等其他说唱文学样式的收藏情况。
二、《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1卷)社会科学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1卷)社会科学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及研究范围的界定 |
| 二、武周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三、主要论题与思路 |
| 四、基本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 |
| 第一节 敦煌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 一、敦煌遗书的发现与整理 |
| 二、经典传钞与民间丛钞的并行流传 |
| 三、中原文人的诗歌与文章 |
| 第二节 吐鲁番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 一、吐鲁番文书的发掘与整理 |
| 二、零碎残片的杂抄散写 |
| 三、西州民间的书信与俗文学 |
| 第三节 日藏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 一、日藏古钞本的源流与藏所 |
| 二、文学典籍与文人小说的佚存 |
| 三、日人重钞:忠于底本的抄写态度 |
| 第二章 敦煌写本武周诗文残卷 |
| 第一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梳理 |
| 一、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汇录 |
| 二、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概貌 |
| 第二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文献价值 |
| 一、久佚诗文的辑佚价值 |
| 二、存世篇章的校勘价值 |
| 三、唐集唐抄的文本还原 |
| 第三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文学价值 |
| 一、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文学价值总论 |
| 二、刘希夷《白头翁》与七言歌行的性质演变 |
| 第三章 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 |
| 第一节 《珠英集》与武周时期的文人唱和 |
| 一、珠英学士成员再考 |
| 二、《珠英集》与珠英学士之交游唱和 |
| 三、《珠英集》与武周文坛之唱和环境 |
| 第二节 《珠英集》与武周诗歌选学的演进 |
| 一、崔融的选诗趣味与时代诗风的体现 |
| 二、唐前诗歌选学的兴起与发展 |
| 三、《珠英集》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 |
| 第三节 《珠英集》与三教思想的文学影响 |
| 一、《三教珠英》编纂与初唐三教关系论略 |
| 二、敦煌本《珠英集》残卷的三教内涵 |
| 三、三教融合对武周文学的深层影响 |
| 第四章 古钞本《李峤杂咏诗》 |
| 第一节 古钞本《杂咏诗》的发现与流传 |
| 一、李峤诗文集版本源流考述 |
| 二、敦煌本《杂咏诗》的发现 |
| 三、日藏本《杂咏诗》的流传 |
| 第二节 古钞本《杂咏诗》的注释 |
| 一、《杂咏诗》注本系统 |
| 二、《杂咏诗》注者问题 |
| 三、《杂咏诗》所见唐人注唐诗特点 |
| 第三节 《杂咏诗》与初唐咏物诗的历史变革 |
| 一、形制:从咏物单篇到咏物组诗 |
| 二、咏法:从物的描摹到情的寄寓 |
| 三、功用:从社交抒情到启蒙示范 |
| 四、体裁:从五言短诗到长篇歌行 |
| 第四节 《杂咏诗》与日本平安朝的诗歌发展 |
| 一、《杂咏诗》的东传与平安初期的咏物风尚 |
| 二、《杂咏诗》在道真咏物诗中的受容与变容 |
| 三、句题诗的先声:一场中秋诗宴引发的思考 |
| 第五章 正仓院写本《王勃诗序》 |
| 第一节 院本《诗序》的发见始末及文本面貌 |
| 一、院本《诗序》的发见与研究 |
| 二、院本《诗序》的文本面貌 |
| 第二节 院本《诗序》的实证功用 |
| 一、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 |
| 二、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 |
| 三、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 |
| 第三节 院本《诗序》的文体审视 |
| 一、诗序文体与集会诗序 |
| 二、唐前集会诗序的肇端与演进 |
| 三、集会诗序与集会诗歌的关系 |
| 第四节 王勃诗文与日本汉文学的发展 |
| 一、《王勃集》东传日本之经纬 |
| 二、王勃诗文于奈良朝汉文学之影响 |
| 三、王勃诗文于平安朝汉文学之影响 |
| 第六章 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 |
| 第一节 《游仙窟》的湮没与回传 |
| 一、古本《游仙窟》的湮没 |
| 二、古本《游仙窟》的回传 |
| 第二节 《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 |
| 一、身份猜想:十娘五嫂为“别宅妇”的可能性 |
| 二、内容定位:落魄才子与别宅妇的爱情传奇 |
| 三、主旨探微:理想幻灭本质的影射 |
| 第三节 从《游仙窟》看唐代诗与小说的文体交融 |
| 一、《游仙窟》小说融诗的具体情况 |
| 二、《游仙窟》小说融诗的叙事功能 |
| 三、《游仙窟》小说融诗的语言特质 |
| 第四节 《游仙窟》与唐传奇的情感表现 |
| 一、以诗书为载体:诗歌传情与书信陈情 |
| 二、以实物为承托:咏物言情与赠物定情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2）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化 |
| 二 《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 |
| 第一章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演义》的文人化 |
| 第一节 “证文辞、通好尚”:嘉靖壬午本的文人化 |
| 第二节 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第三节 “羽翼信史”:《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人化的特点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周曰校刊本《三国志演义》的历史化 |
| 第一节 版本形制上的历史化 |
| 第二节 “按鉴音释”: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志传本:《三国志演义》的通俗化 |
| 第一节 “志传”诸本形制特征及通俗化表现 |
| 第二节 “志传”诸本正文内容的通俗化表现 |
| 小结 |
| 第四章 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的学术化 |
| 第一节 李卓吾评本前的《三国志演义》批评 |
| 第二节 李卓吾评本及其对《三国志演义》的批评 |
| 第三节 “人各一是非”:《三国志演义》学术化特色及意义 |
| 小结 |
| 第五章 毛评本:《三国志演义》经典文本的确立 |
| 第一节 “雅俗共赏”:毛评本对《三国志演义》文体风格的修订 |
| 第二节 情节的修订 |
| 第三节 毛评本的评点思想及意义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3）河南新修家谱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与价值 |
| 一 河南省民间兴起修谱热潮 |
| 二 家谱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三 研究对象及范围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重点难点 |
| 三 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河南新修家谱概况 |
| 第一节 新修家谱区域分布 |
| 第二节 新修家谱年代分布 |
| 第三节 新修家谱姓氏分布 |
| 第二章 河南省新修家谱编修方式 |
| 第一节 个人独力编修 |
| 第二节 群体编修 |
| 一 倡修家谱 |
| 二 成立修谱机构 |
| 三 筹措资金 |
| 四 编修印刷 |
| 第三章 河南省新修家谱的内容及特色 |
| 第一节 新修家谱的主要内容 |
| 一 谱序方面的内容 |
| 二 凡例方面的内容 |
| 三 图片方面的内容 |
| 四 世系源流方面的内容 |
| 五 世系图表方面的内容 |
| 六 人物传记方面的内容 |
| 第二节 新修家谱的思想特色 |
| 第四章 河南省新修家谱之学术及社会价值 |
| 第一节 极具地方史料价值 |
| 一 社会之沧桑变迁 |
| (一)时代中个人命运的起伏变化 |
| (二)乡路漫漫之变化历程 |
| (三)社会医疗卫生水平之发展 |
| 基层山村的医疗资源紧缺 |
| 社会医疗卫生水平之进步 |
| 第二节 河南灾难之真实记录 |
| 一 豫西匪患 |
| (一)宜阳县乡村匪患猖獗 |
| (二)当地村民深受土匪残害 |
| (三)各乡村建村寨以避匪患 |
| (四)民国宜阳县政府软弱无力 |
| (五)当地存在亦农亦匪的现象 |
| 二 河南灾荒 |
| (一)农民受灾之真实状况 |
| (二)乡村灾害之真实记录 |
| (三)战乱之苦 |
| 第三节 为婚姻及习俗研究提供一手资料 |
| 一 乡村婚姻及习俗之反映 |
| (一)婚姻观的转变 |
| (二)乡村高价彩礼的兴起 |
| (三)高价彩礼之根源 |
| 二 少数民族婚姻及习俗之记载 |
| 第四节 实录了回、汉两个民族的交往与融合 |
| 一 对回汉文化融合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
| 二 回族民族的抗日斗争 |
| 第五节 新修家谱之社会价值 |
| 一 尊祖敬宗、敦亲睦族的社会价值。 |
| 二 教化子女,警励后人之主要目的。 |
| 三 为民立传和为国写史的观念。 |
| 四 海外同胞寻根问祖之心愿。 |
| 结语 |
| 附录： 河南新修家谱目录 |
| 一 郑州地区新修家谱 |
| 二 开封地区新修家谱 |
| 三 洛阳地区新修家谱 |
| 四 新乡地区新修家谱 |
| 五 许昌地区新修家谱 |
| 六 安阳地区新修家谱 |
| 七 商丘地区新修家谱 |
| 八 焦作地区新修家谱 |
| 九 濮阳地区新修家谱 |
| 十 鹤壁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一 周口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二 驻马店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三 平顶山地区新修家谱 |
| 十四三 门峡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五 济源地区新修家谱 |
| 十六 信阳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七 南阳地区新修家谱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4）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对于明代韩愈接受史的研究 |
| (二)对于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研究 |
| 三、选题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以及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上编 |
| 第一章 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的接受 |
| 第一节 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 |
| 第二节 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诵习与选评 |
| 第二章 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的真伪问题再证 |
| 第二节 上图藏十卷本《唐文归》的韩文评点析论 |
| 第三章 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以朱东观《唐文归》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明末钱塘朱东观结社考述 |
| 第二节 因史观人,因人观文：朱东观《唐文归》与韩愈古文的选评 |
| 第四章 明代“唐宋八大家”阐释语境中的韩愈——兼及“八大家”概念的形成问题 |
| 第一节 洪武至正德时期韩愈古文的接受语境 |
| 第二节 嘉靖至万历时期“唐宋八大家”概念的形成 |
| 第三节 天启至崇祯时期“唐宋八大家”概念的巩固与发展 |
| 下编 |
| 第一章 明洪武至隆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论 |
| 第一节 洪武至隆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述 |
| 第二节 林希元《新刊正续古文类抄》选评韩文研究 |
| 第二章 明万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论 |
| 第一节 万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述 |
| 第二节 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选评韩文研究 |
| 第三章 明天启至崇祯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论 |
| 第一节 天启至崇祯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述 |
| 第二节 孙慎行《孙宗伯精选唐宋八大家文钞》选评韩文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商务印书馆成长环境及近代史学发展需求 |
| 第一节 作为新式出版平台的有利环境 |
| 一、新式学堂的兴起 |
| 二、传统书业的没落 |
| 三、上海地区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 |
| 第二节 近代史学发展的客观因素 |
| 一、历史叙事方式的改变 |
| 二、商务印书馆新编历史教科书的有效实践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籍出版与近代史学发展 |
| 第一节 早期史籍出版意识的变化 |
| 一、出版史籍的殷鉴救亡意识 |
| 二、自觉保存古代史学成果的意识 |
| 第二节 商务印书馆史籍出版双轨及其史学价值 |
| 一、张元济的史籍出版道路及其史学价值 |
| 二、王云五的史籍出版道路及其史学价值 |
| 三、商务印书馆出版史籍与史家反馈互动 |
| 第三章 中西交汇下历史类书籍出版与近代史学发展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外国史着作出版的不断成熟 |
| 第二节 商务印书馆人物传记出版上新的突破 |
| 一、《少年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二、《中国史学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第三节 何炳松与商务印书馆历史类书籍的出版 |
| 一、何炳松重视西洋史学着述的出版方向 |
| 二、何炳松主编《史地小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第四章 分科分工下的历史类书籍出版与近代史学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文化史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一、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史学酝酿 |
| 二、《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组稿与来源 |
| 三、《中国文化史丛书》史学价值及意义 |
| 第二节 “大学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一、出版“大学丛书”的前期酝酿 |
| 二、“大学丛书”中历史类书籍质量的两重保证 |
| 三、“大学丛书”中历史类书籍的高质量 |
| 四、“大学丛书”的史学意义 |
| 第五章 杂志、工具书的出版及其史学贡献 |
| 第一节 《东方杂志》及其史学价值 |
| 一、史学史及史学方法研究类成果 |
| 二、中国史研究类成果 |
| 三、世界史研究类及其他成果 |
| 四、《东方杂志》的史学意义 |
| 第二节 出版工具书及其史学价值 |
| 一、《中国人名大辞典》及其史学价值 |
| 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及其史学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6）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相关概念的界说 |
| 三、前贤研究概况 |
| (一)黄人着述整理 |
| (二)黄人生平研究 |
| (三)黄人《中国文学史》研究 |
| (四)黄人文学理论研究 |
| (五)黄人文学编纂研究 |
| (六)黄人文学创作研究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意义 |
| 第一章 黄人与近代新型文学史的书写 |
| 第一节 从“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再到“中国文学史” |
| 一、文苑传:为文学家立传 |
| 二、艺文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
| 三、书目提要:指示门径 |
| 四、“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文学史”的区别 |
| 第二节 从国外的“中国文学史”到国人自着文学史 |
| 一、早期西方、日本学者所撰“中国文学史” |
| 二、国人自着文学史的发生 |
| 第三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独创性和开创性 |
| 一、思想上的开拓性 |
| 二、观念上的开创性 |
| 三、内容上的创新之处 |
| 四、体例上的创新之处 |
| 五、方法上的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矛盾与局限 |
| 一、《中国文学史》的矛盾 |
| 二、《中国文学史》的局限 |
| 第五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之影响 |
| 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 |
| 二、对中国文学史编写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生 |
| 第二节 黄人的小说理论 |
| 一、古、近代小说理论之衍变 |
| 二、黄人小说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小说理论的局限 |
| 四、黄人小说理论之影响与贡献 |
| 第三节 黄人的戏曲理论 |
| 一、晚清戏曲理论批评概况 |
| 二、黄人戏曲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对元、明戏曲的批评 |
| 四、黄人戏曲理论之影响与贡献 |
| 第四节 黄人的诗学理论 |
| 一、晚清诗坛之概况 |
| 二、黄人诗歌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对唐、清两代诗人的评价 |
| 四、黄人诗学理论评价 |
| 第五节 黄人的词学理论 |
| 一、晚清词学概况 |
| 二、黄人词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词论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黄人文学创作概况 |
| 第二节 黄人的诗歌创作 |
| 一、黄人诗歌创作的主题 |
| 二、黄人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
| 三、“诗界革命”背景下的黄人诗歌 |
| 第三节 黄人的词创作 |
| 一、黄人词题材 |
| 二、黄人词的特点 |
| 三、晚清词学视野中之黄人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科教育的转型 |
| 第一节 书院制度的近代化与新式学校的产生 |
| 第二节 黄人的求学活动 |
| 一、私塾教育的“旁听生” |
| 二、博览群书,广涉诸学 |
| 第三节 黄人的教育活动 |
| 一、黄人早期的教育活动 |
| 二、黄人与东吴大学 |
| 第四节 黄人对近代教育的贡献 |
| 一、思想启蒙方面 |
| 二、文科教育方面 |
| 三、培养人才方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出版之转型 |
| 第一节 晚清出版概况 |
| 第二节 黄人创办的报刊 |
| 第三节 黄人与小说林社 |
| 一、黄人与小说林社的关系 |
| 二、黄人在小说林的编辑、出版活动 |
| 三、黄人与小说林社同人的交游 |
| 四、黄人对小说林社的影响 |
| 第四节 黄人与国学扶轮社 |
| 一、国学扶轮社创办的背景与时间 |
| 二、黄人与国学扶轮社的关系 |
| 三、黄人在国学扶轮社的文学史、辞书编纂与古籍刊印活动 |
| 四、黄人与“国学扶轮社”同人的交游 |
| 五、黄人对国学扶轮社的影响与贡献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社团之转型 |
| 第一节 近代社团的发展及其特点 |
| 第二节 黄人与三千剑气社 |
| 第三节 黄人与南社 |
| 一、黄人入南社之缘由 |
| 二、黄人入南社后活动概述 |
| 三、《南社丛刻》所选黄人之诗文 |
| 四、黄人与龚自珍诗风之比较 |
| 五、黄人与南社同人的交游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7）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回顾 |
| (一) 边政方面 |
| (二) 边吏方面 |
| 三、写作思路、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南地区概况 |
| 第一节 西南历史地理概况 |
| 一、自然环境 |
| 二、主要交通路线 |
| 三、唐代西南社会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西南行政区划沿革 |
| 一、先秦时期 |
| 二、秦汉时期 |
| 三、蜀汉时期 |
| 四、两晋南北朝时期 |
| 五、隋朝 |
| 第三节 唐代西南族群概况 |
| 一、僚人 |
| 二、党项 |
| 三、白兰和西山八国 |
| 四、东女国 |
| 五、西蛮、东蛮、三王蛮、凌蛮、董蛮 |
| 六、吐蕃 |
| 七、爨 |
| 八、洱海地区诸族群 |
| 第二章 唐代西南边政 |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618—649年) |
| 一、招抚西南 |
| 二、官署机构 |
| 三、行政建置 |
| 四、羁縻府州 |
| 五、军事部署 |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650—755年) |
| 一、西南政治生态的一波三折 |
| 二、频繁的战争—唐蕃交流的主旋律 |
| 三、姚州都督府的兴废——唐王朝经略云南的缩影 |
| 四、设置剑南节度使——西南边防体制的重大调整 |
| 五、独具特色的赋役制度 |
| 六、为遏制吐蕃支持南诏统一洱海 |
| 七、连续失误致使南诏判附吐蕃 |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756—859年) |
| 一、玄宗武力镇压蜀军兵变 |
| 二、分治两川 |
| 三、两税三分 |
| 四、韦皋镇蜀 |
| 五、宪宗抑藩 |
| 六、德裕筹边 |
| 第四节 咸通以后唐王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860-907年) |
| 一、咸通之后的唐诏关系 |
| 二、地方势力与官僚集团的冲突 |
| 三、高层权力之争与三川内乱 |
| 四、王建割据与唐王朝统治的终结 |
| 第三章 唐代西南边吏 |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的西南边吏(618—649年) |
| 一、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的西南边吏(650—755年) |
| 一、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的西南边吏(756—859年) |
| 一、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至德至大中时期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四节 咸通以后的唐王朝西南边吏(860—907年) |
| 一、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咸通以后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四章 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互动关系探究 |
| 第一节 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和任用的影响 |
| 一、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的影响 |
| 二、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任用的影响 |
| 第二节 边吏对边政的影响 |
| 一、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政策的影响 |
| 二、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成果的影响 |
| 第三节 边政与边吏良性互动机制探究 |
| 一、健全制度 |
| 二、因地制宜 |
| 三、不断创新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8）明代书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明代书目编纂概况 |
| 二、明代书目的研究价值 |
| 三、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历代目录学史中有关明代的章节 |
| (二) 有关明代书目研究的专门成果 |
| 四、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的公藏书目 |
| 第一节 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 |
| 一、明代文渊阁的建制与功用 |
| 二、《文渊阁书目》的纂修及其作者问题 |
| 三、《文渊阁书目》的版本 |
| 四、《文渊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文渊阁书目》的特色 |
| 六、对《文渊阁书目》的评价 |
| 第二节 钱溥(等)《秘阁书目》 |
| 一、《秘阁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未收书目”所录书目的来源 |
| 三、《秘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秘阁书目》的学术价值 |
| 五、《秘阁书目》与《文渊阁书目》的关系 |
| 第三节 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 |
| 一、称张萱等人所撰为《文渊阁书目》的情况 |
| 二、《内阁藏书目录》的作者张萱等人 |
| 三、《内阁藏书目录》的版本 |
| 四、《内阁藏书目录》的编纂体例 |
| 五、《内阁藏书目录》的特色 |
| 六、《内阁藏书目录》的价值 |
| 第四节 徐图(等)《行人司重刻书目》 |
| 一、行人司概述 |
| 二、《行人司重刻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三、《行人司重刻书目》的编纂体例与分类特色 |
| 第二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上) |
| 第一节 吴宽《吴文定公藏书目》 |
| 一、《吴文定公藏书目》的作者吴宽 |
| 二、《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特色 |
| 五、《吴文定公藏书目》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 |
| 一、《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三、《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特色 |
| 四、《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价值 |
| 第三节 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 |
| 一、《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者晁瑮父子 |
| 二、《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版本 |
| 三、《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对《晁氏宝文堂书目》的价值评述 |
| 第四节 赵用贤《赵定宇书目》 |
| 一、《赵定宇书目》的作者赵用贤 |
| 二、《赵定宇书目》传世的两个写本 |
| 三、《赵定宇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赵定宇书目》的特色 |
| 五、《赵定宇书目》中反映出的赵用贤藏书特色 |
| 六、《赵定宇书目》对《脉望馆藏书目》的影响——兼议高谷谥号 |
| 第五节 赵琦美《脉望馆藏书目》 |
| 一、对《脉望馆藏书目》作者的考辨 |
| 二、《脉望馆藏书目》的版本 |
| 三、《脉望馆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脉望馆藏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脉望馆藏书目》与《赵定宇书目》的承继关系 |
| 第六节 高儒《百川书志》 |
| 一、《百川书志》的作者高儒 |
| 二、《百川书志》的成书 |
| 三、《百川书志》的版本 |
| 四、《百川书志》的编纂体例 |
| 五、《百川书志》的特色 |
| 六、《百川书志》的价值 |
| 第三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下) |
| 第一节 李如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 |
| 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作者与编纂体例 |
| 二、各家对《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着录及该书的版本 |
| 三、《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重视版本的着录特色 |
| 四、李如一的藏书思想 |
| 五、《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存世版本两种的差异 |
| 第二节 祁承(?)《澹生堂藏书目》 |
| 一、《澹生堂藏书目》的作者祁承(?) |
| 二、《澹生堂藏书目》的版本 |
| 三、《澹生堂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澹生堂藏书目》的特点 |
| 五、祁承(?)的目录学思想——兼议《澹生堂藏书训约》与《旷亭集》 |
| 第三节 陈第《世善堂书目》 |
| 一、《世善堂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关于《世善堂书目》是否是伪书的争论 |
| 三、《世善堂书目》的版本 |
| 四、《世善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世善堂书目》的特点与价值 |
| 第四节 徐(?)《徐氏家藏书目》——兼议红雨楼题跋三种 |
| 一、《徐氏家藏书目》的作者徐(?) |
| 二、徐(?)的聚书与编目 |
| 三、徐氏旧藏书籍的去向 |
| 四、《徐氏家藏书目》的版本 |
| 五、《徐氏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六、《徐氏家藏书目》的着录特色与价值 |
| 七、红雨楼徐氏题跋三种 |
| 第五节 朱睦(?)《万卷堂书目》 |
| 一、《万卷堂书目》的作者朱睦(?) |
| 二、《万卷堂书目》的版本 |
| 三、《万卷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万卷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万卷堂书目》与《聚乐堂艺文目》的关系 |
| 第六节 王道□《笠泽堂书目》 |
| 一、《笠泽堂书目》的作者为王继贤之子 |
| 二、《笠泽堂书目》的版本与编纂体例 |
| 三、《笠泽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第四章 明代的史志书目 |
| 第一节 焦竑《国史经籍志》 |
| 一、《国史经籍志》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国史经籍志》的编纂体例 |
| 三、《国史经籍志》的特色 |
| 四、《国史经籍志》的价值 |
| 第二节 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
| 一、《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作者与版本 |
| 二、《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编纂体例 |
| 三、《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特色 |
| 四、《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 |
| 第三节 方志艺文志——以(成化)《杭州府志·书籍》与(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为例 |
| 一、(成化)《杭州府志·书籍》 |
| 二、(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 |
| 第五章 明代的专科书目 |
| 第一节 经学目录 |
| 一、朱睦(?)《经序录》 |
| 二、朱睦(?)《授经图义例》 |
| 第二节 医学目录——以《医藏书目》为例 |
| 一、《医藏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各家对《医藏书目》的着录与《医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医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医藏书目》的特色与价值 |
| 第三节 宗教目录 |
| 一、释藏目录 |
| 二、道藏目录 |
| 第四节 戏曲目录 |
| 一、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 |
| 二、《录鬼簿续编》 |
| 三、祁彪佳《远山堂剧品》 |
| 四、徐渭《南词叙录》 |
| 五、《旧编南九宫目录》 |
| 六、吕天成《曲品》 |
| 七、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
| 第六章 明代的特种书目 |
| 第一节 刻书目录 |
| 一、周弘祖《古今书刻》 |
| 二、官刻目录 |
| 三、私人刻书目录——以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为例 |
| 四、坊肆刻书目录 |
| 第二节 引用书目 |
| 一、引用书目的产生与发展概述 |
| 二、引用书目的多种称谓 |
| 三、引用书目的类型 |
| 四、明代引用书目的特点 |
| 五、高武《针灸聚英集用书目》 |
| 六、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采摭诸书》 |
| 七、梅鼎祚《书记洞诠引用书目》 |
| 八、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引用书目》 |
| 第三节 辨伪目录——以胡应麟《四部正讹》为例 |
| 一、《四部正讹》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四部正讹》的编纂体例 |
| 三、胡应麟的目录学理论——兼议《经籍会通》 |
| 第四节 地方着述目录——以曹学佺《蜀中广记·着作记》为例 |
| 一、《蜀中广记·着作记》的作者曹学佺 |
| 二、《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版本 |
| 三、《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编纂体例 |
| 四、《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特色 |
| 五、对《蜀中广记·着作记》的评价 |
| 第五节 序跋题记——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为例 |
| 一、王世贞《读书后》 |
| 二、都穆《南濠居士文跋》 |
| 余论 |
| 一、明代书目中多样化的类目设置 |
| (一) 二分法与三分法的采用——主要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对四部分类法的继承——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三) 对四部分类法的突破——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二、明代书目对多种分类依据的采用 |
| (一) 设类依据的单一化——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多种设类依据的平行并用——主要以《赵定宇书目》、《脉望馆藏书目》等为例 |
| (三) 多种设类依据的立体结合——主要以集部、史部为例 |
| 三、明代插架与分类相结合的书目编制体创——兼议《千字文》编号法在书目中的意义 |
| 四、明代书目中新类目的设立与特殊内容的归置 |
| (一) 藩府类的设立 |
| (二) 举业类的设立 |
| (三) 四书、性理类的设立与理学书籍的归置 |
| (四) 御制类书籍的归置 |
| (五) 个人着述的归置 |
| (六) 类书的归置 |
| (七) 丛书的归置 |
| (八) 释道二家书籍的归置 |
| 五、明代书目编纂的特征 |
| 六、明代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 |
| 七、明代的书目编纂所体现的学术文化特色 |
| (一) 经学与理学 |
| (二) 史学 |
| (三) 文学——兼议明代目录学家版本意识的抬头 |
| (四) 医药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 |
| 二、药师佛信仰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资料、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药师经》的汉译及其早期传播 |
| 第一节 《药师经》在印度集成及其翻译 |
| 一、《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在印度集成 |
| 二、《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的翻译 |
| 三、《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的翻译 |
| 四、《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翻译 |
| 五、《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的翻译 |
| 六、四译本《药师经》翻译背景与特色 |
| 第二节 《药师经》译经版本对比研究 |
| 一、四种《药师经》译经版本整体结构对比 |
| 二、四种《药师经》译经版本之十二大愿对比 |
| 三、四种《药师经》译经版本之九横死对比 |
| 第三节 《药师经》的思想阐释 |
| 一、佛教经典中的药、药师及药师佛的内涵 |
| 二、《药师经》的主要理论内容 |
| 第四节 《药师经》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 一、东晋至南北朝《药师经》传播的社会表现 |
| 二、东晋至南北朝药师佛信仰传播的条件 |
| 第二章 隋唐《药师经》注疏与药师佛信仰研究 |
| 第一节 唐代《药师经》注疏总览 |
| 一、唐代《药师经》注疏种类 |
| 二、唐代《药师经》注疏者的法系 |
| 三、敦煌S.2512与S.2551《药师经疏》的撰写时间 |
| 第二节 敦煌S.2512《药师经疏》的佛学思想 |
| 一、敦煌S.2512《药师经疏》的毗昙学思想 |
| 二、敦煌S.2512《药师经疏》的佛教三时思想 |
| 三、敦煌S.2512《药师经疏》的十佛号思想 |
| 四、敦煌S.2512《药师经疏》的发心行愿思想 |
| 第三节 敦煌S.2551《药师经疏》的佛学思想 |
| 一、敦煌S.2551《药师经疏》结构还原总览 |
| 二、敦煌S.2551《药师经疏》的疏引统计及分析 |
| 三、敦煌S.2551《药师经疏》的净土思想 |
| 四、敦煌S.2551《药师经疏》的戒学思想 |
| 五、敦煌S.2551《药师经疏》的摄生思想 |
| 第四节 《本愿药师经古迹》的佛学思想 |
| 一、《本愿药师经古迹》的唯识思想倾向 |
| 二、《本愿药师经古迹》的因果思想 |
| 第三章 唐代药师仪轨与药师佛信仰研究 |
| 第一节 阿地瞿多与《药师琉璃光佛印咒》 |
| 一、阿地瞿多的密教活动 |
| 二、《药师琉璃光佛印咒》的翻译特色 |
| 三、《药师琉璃光佛印咒》解析 |
| 第二节 一行与《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 |
| 一、一行行历及其佛学渊源 |
| 二、《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的撰写特色 |
| 三、《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解析 |
| 第三节 金刚智与《药师如来观行仪轨法》 |
| 一、金刚智行历 |
| 二、《药师如来观行仪轨法》的翻译特色 |
| 三、《药师如来观行仪轨法》解析 |
| 第四节 不空与《药师如来念诵仪轨》 |
| 一、不空行历 |
| 二、《药师如来念诵仪轨》的翻译特色 |
| 三、《药师如来念诵仪轨》解析 |
| 第五节 最澄与《药师如来讲式》 |
| 一、最澄行历及其佛学渊源 |
| 二、《药师如来讲式》的撰写特色 |
| 三、《药师如来讲式》解析 |
| 第四章 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社会表现 |
| 第一节 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修持实践 |
| 一、药师佛信仰的日常修持实践内容丰富 |
| 二、药师佛信仰呈现特定的仪式化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艺术表现 |
| 一、隋唐药师佛造像较为常见 |
| 二、隋唐药师佛信仰图绘丰富 |
| 第三节 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文学表现 |
| 一、隋唐药师佛灵验故事增多 |
| 二、隋唐药师赞是弘传药师佛信仰的方式之一 |
| 三、隋唐药师佛信仰的愿文具有实用倾向 |
| 第五章 药师佛信仰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和现代价值 |
| 第一节 药师佛信仰的基本特征 |
| 一、以崇拜药师佛为核心的佛菩萨信仰 |
| 二、药师佛信仰适应性特征 |
| 三、药师佛信仰之密教特性和净土特性 |
| 第二节 隋唐药师佛信仰对后出药师文献的影响 |
| 一、隋唐药师佛信仰对后出《药师经》着述的影响 |
| 二、隋唐药师佛信仰对后出药师仪轨的影响 |
| 第三节 药师佛信仰的现代价值 |
| 一、药师佛信仰的精神价值 |
| 二、药师佛信仰的医疗价值 |
| 三、药师佛信仰的教育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传播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概况 |
| 第二章 变文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敦煌文献的传播主体 |
| 第二节 变文在日本的研究 |
| 第三节 变文故事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三章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发现 |
| 第二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收藏 |
| 第三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日译本 |
| 第四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取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研究 |
| 第四章 诸宫调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刘知远诸宫调》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 |
| 第二节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 |
| 第五章 宝卷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二战前后日本对中国宝卷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
| 第二节 八九十年代日本对中国宝卷的调查、整理与研究 |
| 第三节 当今日本的中国宝卷整理和研究 |
| 第四节 日本的宝卷收藏与研究路径及其特点 |
| 第五节 中日宝卷研究格局差异与启迪 |
| 附录: 日本所藏宝卷一览表 |
| 第六章 弹词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弹词在日本的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弹词在日本的收藏 |
| 第三节 舞台媒介等方式的传播 |
| 第四节 弹词在日本的传播特点 |
| 第七章 木鱼书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木鱼书在日本的研究 |
| 第二节 木鱼书在日本的收藏 |
| 第八章 鼓词和子弟书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鼓词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 |
| 第二节 子弟书在日本的收藏与研究 |
| 第九章 平话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话本在日本的收藏 |
| 第二节 《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在日本 |
| 第三节 《全相平话五种》在日本 |
| 第四节 “三言二拍”在日本 |
| 第五节 平话在日本传播过程中的特点 |
| 第十章 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特点 |
| 第一节 政治目的下的文化侵略与说唱文学资料东传日本 |
| 第二节 二战前后日本学者的游学、留学、旅行及与中国学者的交流 |
| 第三节 学者藏书的售卖、捐赠、文库的建立及文献传播技术的进步 |
| 第四节 学者的努力和政府财力的支持 |
| 第十一章 其他说唱文学样式在日本的收藏 |
| 一、时调小曲 |
| 二、唱本 |
| 三、相声 |
| 四、莲花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一览表 |
四、《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1卷)社会科学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D]. 胡凌燕. 浙江大学, 2021(02)
- [2]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D]. 黄小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3]河南新修家谱初探[D]. 高文豪. 郑州大学, 2020(08)
- [4]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D]. 莫琼. 西北大学, 2019(01)
- [5]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D]. 方啸天. 扬州大学, 2019(02)
- [6]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D]. 车兰兰. 江西师范大学, 2018(02)
- [7]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D]. 邓仕海. 云南大学, 2017(05)
- [8]明代书目研究[D]. 孙蕴. 山东大学, 2017(05)
- [9]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研究[D]. 卫春梅. 南京大学, 2016(05)
- [10]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D]. 陈安梅. 扬州大学, 2016(12)
标签：药师经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论文;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