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亚区域合作的新进展（论文文献综述）
陈利君[1]（202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云南改革开放》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百年光辉历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伟大的成就。尽管中国崛起的因素众多,但对外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共产党完成初心使命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云南作为我国沿边开放的前沿,一直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同样取得了巨大成绩。回顾云南改革开放史可以发现,坚持党的领导,不断解放思想,锐意改革,持续扩大开放,也是云南不断发展、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关键一招"。
赖征世[2]（2021）在《“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建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为宗旨的“澜湄合作”,具备“友谊”、“朋友”、“共同利益”、“共同身份”等建构主义理论内核。从建构主义视角探寻“澜湄合作”社会人文合作建构现状及建构路径,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育澜湄流域六国集体认同与共同利益,打造新型区域治理格局。“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在高层会议稳步布局,多主体参与社会人文互动。与GMS相比,“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在教育卫生领域以及青年等人文群体互动更为丰富;涉及领域及参与主体更为宏观;与培育“澜湄合作”集体认同紧密相关。“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在“行为体间互动”方面取得的主要建构成效是达成了系列宣言共识、注重青年领域互动;在“共有知识”方面取得的建构成效是重视重点领域合作、重视社会人文领域支柱作用、重视社会人文合作的区域治理作用。“朋友”角色结构主导“澜湄合作”、社会人文合作具有“康德文化”的利他属性。“集体身份”体现在“社会人文交流伙伴关系”、“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等集体身份的建构。“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面临的主要困境主要表现为“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互动机制化较弱、“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行为体身份困惑、社会人文合作的结构文化培育与深化困难等方面。传统“重政治经济”观念影响了社会人文合作统筹机制构建,项目内涵挖掘性不够影响互动项目机制化水平,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主体不够明确,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考量,“社会人文交流伙伴关系”内在意涵不够明确,“澜湄文化”的话语内化有限,“澜湄文化”的培育实践较为稀缺等是“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建构困境的主要动因。为推动“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发展,可从提升协调架构的机制化水平、加强社会人文各领域互动、强化社会人文合作伙伴关系身份、丰富“澜湄文化”意涵、健全社会人文共有知识测量体系等方面进一步建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齐亚琛[3]（2021）在《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文中认为自从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以来,“印太”一词便成为各国学者热议的词汇,2018年6月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首次明确了印度的“印太战略”。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有助于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实现其“有声有色的大国”目标,制衡中国的崛起等。在“印太战略”指导下,印度不断加强对印度洋的控制权,大力推进“东向行动”政策,积极发展与太平洋国家的关系,着力提升周边互联互通和对“印太”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提升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崛起,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更具有针对中国的战略考量。在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中,更多时候都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战略对手。随着莫迪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将会对中国产生诸多影响。诸如“一带一路”建设在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的推进、南海问题的解决、印度洋海上运输安全等。因此,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就成为学界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归纳与演绎法对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进行理论探讨,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莫迪政府“印太战略”的形成及其动因分析。莫迪政府“印太战略”的形成要追溯到2007年印度战略家普利特·库拉纳关于“印太”概念的阐释,2010年印度开始接纳“印太”概念,2018年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正式提出印度的“印太战略”。莫迪政府“印太战略”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国内因素是印度“有声有色的大国”诉求和“东向行动”政策的驱动;国际因素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推动和制衡中国崛起的考量。第二部分,莫迪政府“印太战略”的内容。政治上强化与“印太”国家的关系。通过升级“东向”政策,密切与东盟国家关系;通过“邻里优先”政策,深化与南亚国家关系;通过双边、多边合作,强化印美日澳四国关系。经济上加强“印太”地区的互联互通。构建“印太”经济走廊,促进“印太”地区经济发展;推出多项区域合作计划,扩大经济联系。军事上确保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安全稳定。通过密切印美关系,加强传统安全上的战略合作;通过海洋感知系统的建立,提高自身在印度洋的影响力;通过多边军事合作机制,强化印美日澳四国关系。第三部分,莫迪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对中国的影响。随着莫迪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将会对中国产生一定影响。具体表现为通过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及对中国外交的干扰来增加中国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通过各项区域合作计划的实施增加“一带一路”的建设阻力,从而在经济上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对冲之势;通过在“印太”地区进行军事合作和军备竞赛,干涉中国南海维权等,恶化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第四部分,中国的对策。深化外交布局,塑造有利的周边战略环境。提高印度的战略定位,构建中印新型大国关系;以合作共赢为理念,深化与“印太”国家的关系。坚持互利共赢,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动;寻找与莫迪政府“印太战略”的利益契合点。坚守底线原则,打造良好的地缘安全环境。保持中国南海稳定;加强与“印太”国家的安全合作。本文通过对莫迪政府“印太战略”的探究,让我们对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对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为了应对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所带来的影响,我国必须结合自身国情,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与“印太”国家关系,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闫晓燕[4]（2021）在《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分工的驱动,次区域合作蓬勃兴起,次区域合作理论也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交叉方向和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近于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从经济贸易、基建水平、能源保障、非传统安全、民族团结、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合作看,与澜湄次区域主体需求错配,趋近于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次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规模和水平迫切需要实现提升。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可以看做是是次区域合作的提质升级版。自成立以来,澜湄合作进展良好,成效显着。作为一个崭新的合作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典型引领方面,在中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着力促进周边外交方面,显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澜湄次区域不可避免地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地缘重要性、民族宗教复杂、国家实力悬殊、民粹主义盛行、发展理念差异、深度贫困及大国博弈的影响等,导致次区域各国一边互动活动增多、程度增强,不断获取澜湄合作的利益;一边又出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不同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在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中,除国家层面主导和助推之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云南省,地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结合部,与流域内各国地缘区位临近、地域文化相通、边贸合作历史悠久、互联互通无缝衔接,具有先天地缘优势;而且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云南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澜湄合作,致力于实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较高、能动性较强。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融入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对于促进此区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正外部性效应,通过次级政府府际合作和府际关系治理,不仅可以解决国家主体的功能不足或机制不畅问题,还能够实现地方政府自身发展利益,激活内生动力,借助外部推力,坚持重点带动、整体推进,对于拓展次级政府发展空间,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以澜湄合作为研究背景,围绕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府际关系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以云南省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为实证内容,借助次区域合作理论、府际关系治理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地缘经济外部性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等,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假设分析法、因子模型构建法、演化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外交取向选边站驱稳、发展梯度倒逼合作力度驱强、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拓宽、制定主张地缘战略趋同）,从微观机理、中观区域和宏观政策三个维度,对微观主体利益决策特征、博弈过程和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厘清次区域主体利益诉求和决策特征,构建了一个次区域合作中府际关系治理驱动机制的微观机理分析框架—（APT—R）因子模型,并进行了多情境府际合作关系的模拟和验证,比较分析了三种策略扰动下的府际关系演化过程与机制运行效果,揭示府际合作实现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过程,从府际关系、策略扰动者利益承诺和策略随动者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揭示了驱动因素与驱动过程,表明了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的合作框架是澜湄机制的独特优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次区域合作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为次区域合作中的府际治理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聚焦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以次区域经济地域分工新趋势和不同阶段主体利益诉求变化为线索,通过分析阐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澜湄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云南融入澜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逆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诉求由外向型经济向多领域合作共赢转变;二是澜湄合作机制契合了这一府际合作需求变化,强调多边网络化合作、多领域共建共享和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与机制,是次区域合作的更高版本;三是中国作为大国,推进澜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地缘博弈阻力,而云南在区位、文化、基础方面具有消除合作阻力的先天优势,因此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的结论,也为强化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在实际运用层面,对“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施“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有助于将府际关系“问题区”向府际合作“试验区”转型。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强化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助推国家推进澜湄合作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论文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拓展、模型机制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如下。一是将云南融入澜湄合作这一实践问题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建立次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澜湄合作机制两种情境下的演化博弈过程与合作驱动机制,模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和云南融入澜湄合作三种情境的演化过程,从驱动机制、情景模拟的微观层面论证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次区域府际治理需要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的结论。二是将府际关系治理纳入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中,是次区域合作研究的视角拓展。构建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并拓展了传统国家内部次级政府合作研究。梳理了云南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作用瓶颈和强化辐射功能的对策,验证次区域府际关系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和云南开展次级政府府际合作的路径,为拓展云南参与的路径,强化云南辐射功能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机制支撑。三是构建APT—R因子模型。通过分析演化,强化“云南功能”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对云南辐射功能的强化赋权、拓展路径、参与领域进行了政策框架构建,针对服务国家推进“命运共同体”需求和云南功能短板的供需矛盾,提出拓展云南参与路径的5大领域和增强云南功能的5点建议,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开放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和澜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云南省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杨薇[5]（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李亮[6]（2020）在《中亚与南亚经贸联通的进展及评析》文中认为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打破原苏联-南亚传统经贸格局限制,实现中亚与南亚地区间经贸、能源、交通一体化整合的呼声一直高涨。历经中亚"颜色革命"、阿富汗战争等重大地区变局,各种合作机制与项目仍持续推进。本文回顾了中亚与南亚联通的历史演变,梳理了中美俄以及国际组织近年来在联通中亚-南亚上的构想与实践,然后从国别角度分析了自2014年以来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这四个南亚大国与中亚五国在战略、贸易和重大联通项目上的合作、进展与面临挑战。以此为基础,文章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推动中南与南亚地区经贸合作与互联互通的若干建设性构想。
荣国郡[7]（2020）在《印度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进程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梳理和分析了印度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进程,包括全球层面和区域以及双边层面。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进程中,印度政府积极参与到ICANN机制中,与美国在互联网关键资源管理问题中展开博弈,同时参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共识,并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重要成果—互联网治理论坛中推动“缩小数字鸿沟”和“加强合作”这两个议程,维护自身以及发展中国家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利益。印度还与美国、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通过政府间双边以及多边合作推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以推动自身能力建设和提高本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地位、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进程中与发达国家博弈的能力。印度公民社会也在推动印度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以享有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的印度公民社会—“IT for Change”组织为研究案例分析印度公民社会参与印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进程。本文认为印度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呈现出了政府与公民社会并行推进的局面,受到国内和国际因素双重影响。印度国内复杂的社会环境提出了加强政府管控的需要,美国推行网络霸权也迫使印度不得不重视制网权,但莫迪政府出于借靠拢美国提高国际地位和自身网络安全能力的目的和本国信息产业发展的需要,以及国内非政府组织的诉求,印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立场自2014年转向了美国支持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国内外双重因素促使印度治理理念摇摆,但应看到自始至终,缩小数字鸿沟、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地位始终是印度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不变的主题。
张东冬[8]（2020）在《印太战略视域下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研究》文中指出自21世纪以来,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缘政治区域,世界各主要大国纷纷将印太地区视为国家战略发展的优先选项。美国与印度是印太地区的主要大国,两国关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印太区域的安全和稳定。随着印太概念的兴起及印太战略的出台,美国更加重视印度及印度洋的战略地位和价值,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同时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和印度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印两国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这一地区的切身利益和海上安全。在印太地区战略价值日益凸显的时代,深入研究美国与印度在这一地区的海上合作是一个学术前沿且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问题。本文以美国印太战略及美印战略互动为根本框架,通过追踪美国和印度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演进,探寻美印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现实根源,重点分析美印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实质和影响,进一步探讨中国的应对之策。伴随中印迅速崛起所引发地缘政治经济变化,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逐渐演变汇合为新的地理复合空间,在全球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作为地缘政治中逐渐流行起来的新概念,印太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所在地区国家的决策者、分析人士和学者所使用,并日益被一些国家转化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印太概念及战略应用凸显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安全重要性,而印太地区大国海上战略冲突、领土和海洋争端、海盗武装劫持、海上恐怖主义威胁以及突发自然灾害等一系列海上安全的挑战,使得这一地区的海上安全尤其成为域内诸多国家所关注的首要问题。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存在力量,同时也是印太战略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主要大国,则被美国视为实施印太战略不可忽视力量。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和实施不仅加强了美印两国的战略互动关系,同时也为两国海上安全合作进一步合作奠定了现实基础。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与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重点涵盖美印两国的海上防务合作、海军交流合作、海洋安全秩序合作及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诸多领域,美印两国在这些领域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有着强劲的动力,这些动力既有美国海上战略利益需要、美印海上力量权力结构互补及中国等第三方因素影响推动等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又有印度对美国海上合作的积极回应、美印海上战略层面相互依存需要及美国与印度在多边机制框架内的战略合作等美印双边以及多边互动的助推,还包括美国和印度共同享有海上国家的身份、印太海上战略互动以及印裔美国人的积极游说等共同战略文化的助推。美国与印度在海上安全合作领域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存在着阻碍双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潜在因素,美国和印度各自国内政治体系,美印两国战略互动以及国际地区层面的影响,都可能以消极的方式制约着美印两国海上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两国海上安全合作的未来前景。印太战略是美国应对中国战略崛起的关键步骤,特别是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的进一步提升,势必将对中国海洋周边环境及国家海洋安全利益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中国应在稳步发展与美印两国的正常关系、利用美印矛盾充分发挥制衡作用、全面扩展提升国家海上影响能力、积极推动印太多边海上合作治理及妥善处理固有地区海洋争端问题等方面下功夫,将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对中国的负面效应降至最小化。此外,中美印在印太地区有着共同的利益,存在彼此海上战略合作的潜在意愿,中国还应充分考虑中美印在海上安全领域战略合作的潜在意愿,积极推动三国采取积极可行的措施,在印太地区开展三边海上安全合作。综上所述,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印度洋-太平洋地缘战略地位提升及美国印太战略出台实施的背景下,美国与印度之间的战略互动不断增强,尤其表现在印太海上安全领域。第二,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与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两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在各方面各层次各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实质性成果。第三,印太战略下美国与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有着内外联动的推力,这些动力助推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的顺利发展。第四,尽管印太战略下美印两国海上安全合作呈现出不断强化的发展态势,但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仍然存在诸多限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延缓两国海上安全合作的发展进程。第五,中国为美国与印度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海上安全合作最直接的动力,美印海上安全合作深刻影响中国的印太海上安全,中国需要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维护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利益。
郑先武[9]（2019）在《区域大国区域安全治理的多重角色——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案例比较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结构性权力转移和国家主义的回归及区域问题和区域主义的突显,区域大国日益成为区域安全与稳定的"中枢国家"。为阐明区域大国在区域安全与稳定中的特定作用,本文采用"大区域观",提出一种全球、区域间（含跨区域）、区域（含次区域）和微区域（跨境区域）等多层次互动的区域大国区域安全治理多重角色分析框架。在特定的区域安全治理进程中,区域大国形成单独领导、组织领导、共同领导和追随者互动的多种安全身份,并在军事、政治、经济、环境等互动的多维安全议题和制度设计与建设、议程设置与推广、规范创建与扩散、行动倡导与履行等互动的多种安全路径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实际中,区域大国此种角色性受到区域大国能力性、一致性、自主性及区域性等互动的多种条件影响而呈现出不均衡和差异性分布。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典型案例的历史和现实性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展示了这一分析框架的经验合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欧洲中心的理论阐释和经验分析,显示出亚洲区域大国区域安全治理角色的近似性和特殊性。
谷合强[10]（2019）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受益问题研究》文中提出
二、南亚区域合作的新进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亚区域合作的新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云南改革开放（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云南百年开放历程 |
| （一）1978年前的对外开放 |
| （二）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 |
| 二、云南对外开放取得显着成绩 |
| （一）对外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 |
| （二）贸易结构显着优化 |
| （三）口岸建设加快，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 |
| （四）对外投资与经济技术合作成绩显着 |
| （五）国际大通道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
| （六）国际次区域合作不断推进 |
| （七）开放平台与载体越来越多 |
| （八）对外交往日益密切 |
| 三、云南对外开放前景广阔 |
| （一）持续扩大开放，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
| （二）继续推进“五通”建设，不断改善投资环境 |
| （三）加强与周边国家交通对接，降低物流成本 |
| （四）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
| （五）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进一步扩大经贸合作规模 |
| （六）加强开放型人才合作培训 |
（2）“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内容与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 |
| 一、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 |
| 1.“澜湄合作” |
| 2.社会人文合作 |
| (二)基本理论 |
| 1.建构主义 |
| 2.分析框架 |
| 二、“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建构成效 |
| (一)“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发展简述 |
| 1.从“大湄公河合作”到“澜湄合作” |
| 2.“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进程 |
| 3.“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特点 |
| (二)“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成效 |
| 1.“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行为体间互动”的建构成效 |
| 2.“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共有知识”的建构成效 |
| 3.“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结构文化”的建构成效 |
| 4.“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集体身份”的建构成效 |
| 三、“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困境 |
| (一)“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互动机制化较弱 |
| 1.社会人文统筹机制的缺失 |
| 2.社会人文互动的项目机制化较弱 |
| (二)“澜湄文化”培育与深化困境 |
| 1.“澜湄文化”话语的认同困难 |
| 2.“澜湄文化”与“澜湄意识”的认知混淆 |
| (三)“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行为体身份困惑 |
| 1.“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国家行为体多重身份困惑 |
| 2.“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非国家行为体角色定位不强 |
| 四、“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建构困境的成因 |
| (一)社会人文机制化水平不高 |
| 1.传统“重政治经济”观念影响社会人文合作统筹机制构建 |
| 2.项目内涵挖掘性不够影响互动项目机制化水平 |
| (二)“澜湄文化”培育与深化困境 |
| 1.“澜湄文化”话语的内化有限 |
| 2.“澜湄文化”的培育实践较为稀缺 |
| (三)行为体身份困惑 |
| 1.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主体不够明确 |
| 2.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考量 |
| 3.“社会人文交流伙伴关系”内在意涵不够明确 |
| 五、“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路径 |
| (一)推进“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思路 |
| 1.提升协调架构的机制化水平 |
| 2.加强社会人文各领域互动 |
| 3.健全社会人文共有知识测量体系 |
| 4.丰富“澜湄文化”意涵 |
| 5.强化社会人文合作伙伴关系身份 |
| (二)中国推动“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的对策建议 |
| 1.集体认同视角下中国宜积极作为 |
| 2.规范内化视角下中国宜重塑次区域认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有关的论文目录 |
| 附录:“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的主要互动项目整理 |
| 致谢 |
（3）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与选题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莫迪政府“印太战略”的形成及动因分析 |
| (一)莫迪政府“印太战略”的形成 |
| 1. “印太”概念的形成 |
| 2.从“印太”概念到“印太战略” |
| (二)莫迪政府“印太战略”形成的动因 |
| 1. “有声有色的大国”诉求 |
| 2. “东向行动”政策的驱动 |
| 3.美国“印太战略”的推动 |
| 4.制衡中国崛起的考量 |
| 二、莫迪政府“印太战略”的内容 |
| (一)政治上强化与“印太”国家关系 |
| 1.通过升级“东向”政策,密切与东盟国家关系 |
| 2.通过“邻里优先”政策,深化与南亚国家关系 |
| 3.通过双边、多边合作,强化印美日澳的四国关系 |
| (二)经济上加强“印太”地区的互联互通 |
| 1.构建“印太”经济走廊,促进“印太”地区经济发展 |
| 2.推出多项区域合作计划,扩大经济联系 |
| (三)军事上确保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安全稳定 |
| 1.通过密切印美关系,加强传统安全的战略合作 |
| 2.通过海洋感知系统的建立,提高在印度洋的影响力 |
| 3.通过多边军事合作机制,提升军事合作能力 |
| 三、莫迪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增加中国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
| 1.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 |
| 2.使中国外交的关联要素更加复杂 |
| (二)对冲“一带一路”建设 |
| 1.压缩中国和“印太”国家的合作空间 |
| 2.增加“一带一路”的建设阻力 |
| (三)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
| 1.中国战略压力加大 |
| 2.中国海上安全威胁加剧 |
| 四、中国的对策 |
| (一)深化外交布局,塑造有利的周边战略环境 |
| 1.提高印度的战略定位,构建中印新型大国关系 |
| 2.以合作共赢为理念,深化与“印太”国家的关系 |
| (二)坚持互利共赢,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作用 |
| 1.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动 |
| 2.寻找与莫迪政府“印太战略”的利益契合点 |
| (三)坚守底线原则,打造良好的地缘安全环境 |
| 1.保持中国南海稳定 |
| 2.加强与“印太”国家的安全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4）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3.1 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3.2 府际治理研究进展 |
| 1.3.3 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次区域合作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合作特征 |
| 2.2 府际治理 |
| 2.2.1 理念演进 |
| 2.2.2 次区域府际治理实践路径 |
| 2.3 地域分工理论 |
| 2.3.1 中心—外围理论 |
| 2.3.2 地缘区位论 |
| 2.3.3 劳动地域分工和协作理论 |
| 2.3.4 经典博弈理论 |
| 第3章 次区域府际合作的驱动机制 |
| 3.1 府际关系的APT—R因子模型 |
| 3.1.1 发展引力(Attraction) |
| 3.1.2 梯度压力(Pressure) |
| 3.1.3 战略推力(Thrust) |
| 3.1.4 博弈阻力(Resistance) |
| 3.2 基于主体异质性的府际博弈分析 |
| 3.2.1 有限理性概念 |
| 3.2.2 群体策略选择 |
| 3.2.3 演化稳定策略 |
| 3.2.4 合作博弈机制 |
| 3.2.5 群体选择与直接互惠 |
| 第4章 云南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 |
| 4.1 澜湄合作机制演变 |
| 4.1.1 合作成效 |
| 4.1.2 存在问题 |
| 4.2 阶段特征 |
| 4.2.1 前期积累准备阶段(1950-1991 年) |
| 4.2.2 构建合作框架阶段(1992-2002 年) |
| 4.2.3 积极参与实践阶段(2003-2014 年) |
| 4.2.4 融入澜湄合作阶段(2015 年—今) |
| 4.3 重点合作区域 |
| 4.3.1 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2 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3 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4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
| 4.3.5 境外合作区 |
| 4.4 主要合作领域 |
| 4.4.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 4.4.2 产能合作成效显着 |
| 4.4.3 贸易畅通方兴未艾 |
| 4.4.4 资金融通格局初现 |
| 4.4.5 民心相通深入人心 |
| 4.5 问题与瓶颈 |
| 4.5.1 支持沿边地区开放的机制与功能不完善 |
| 4.5.2 边境贸易互补性不高 |
| 4.5.3 交通瓶颈 |
| 4.5.4 产能合作示范效应不显着 |
| 4.5.5 非公共安全隐患较大 |
| 第5章 基于APT—R因子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
| 5.1 次区域主体利益分析 |
| 5.1.1 泰国利益诉求 |
| 5.1.2 缅甸利益诉求 |
| 5.1.3 越南利益诉求 |
| 5.1.4 柬埔寨利益诉求 |
| 5.1.5 老挝利益诉求 |
| 5.1.6 中国及中国云南利益诉求 |
| 5.2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动力机制 |
| 5.2.1 合作发展引力(A) |
| 5.2.2 发展梯度压力(P) |
| 5.2.3 战略协同推力(T) |
| 5.2.4 地缘博弈阻力(R) |
| 第6章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情景模拟 |
| 6.1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情景分析 |
| 6.1.1 实施前稳态 |
| 6.1.2 策略扰动者 |
| 6.1.3 实现路径 |
| 6.1.4 模型设计 |
| 6.1.5 策略模拟 |
| 6.1.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2 澜湄合作机制情景分析 |
| 6.2.1 实施前稳态 |
| 6.2.2 策略扰动者 |
| 6.2.3 实现路径 |
| 6.2.4 模型改进 |
| 6.2.5 策略模拟 |
| 6.2.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3 强化云南辐射功能的情景分析 |
| 6.3.1 辐射中心策略 |
| 6.3.2 策略模拟 |
| 6.3.3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4 案例: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府际治理研究 |
| 6.4.1 府际关系情境分析 |
| 6.4.2 府际合作领域 |
| 6.4.3 府际治理政策设计 |
| 第7章 云南参与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路径与建议 |
| 7.1 府际合作路径 |
| 7.1.1 促进互联互通 |
| 7.1.2 促进跨境产能合作 |
| 7.1.3 支持次级政府府际合作 |
| 7.1.4 促进跨境旅游合作 |
| 7.1.5 促进贸易畅通 |
| 7.2 府际治理保障措施 |
| 7.2.1 要素流动保障 |
| 7.2.2 企业主导保障 |
| 7.2.3 政府推动保障 |
| 7.2.4 辐射功能保障 |
| 7.2.5 改革赋权保障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发表论文情况 |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 致谢 |
（5）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7）印度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进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印度参与全球网络治理进程 |
| 第一节 初步参与阶段(2004 年到 2008 年) |
| 一、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背景 |
| 二、参与互联网逻辑层治理 |
| 第二节 深入参与阶段(2008年到2014年) |
| 一、推动“缩小数字鸿沟”议题 |
| 二、推动“加强合作”议题 |
| 第三节 全面参与阶段(2014-2019年) |
| 一、参与“斯诺登事件”后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改革 |
| 二、举办全球网络空间大会 |
| 第二章 印度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动因 |
| 第一节 国内动因 |
| 一、印度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日益严峻 |
| 二、印度政府的作用 |
| 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
| 第二节 国际动因 |
| 一、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之争愈演愈烈 |
| 二、发展中国家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地位上升 |
| 第三章 印度政府参与政府间网络空间治理的进展 |
| 第一节 印度与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合作与博弈 |
| 一、与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 |
| 二、与美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机制领域的博弈 |
| 第二节 与发展中国家的网络空间治理合作 |
| 一、与非洲国家的网络空间治理合作 |
| 二、与东南亚国家网络空间治理合作 |
| 三、与发展中国家的网络空间多边治理框架下的合作 |
| 第四章 印度公民社会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进程—以“ITfor Change”为例 |
| 第一节 网络空间治理领域公民社会在印度的发展和影响 |
| 一、印度公民社会的发展渊源 |
| 二、网络空间领域印度公民社会的作用 |
| 第二节 印度公民社会“IT for Change”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进程 |
| 一、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网络空间治理 |
| 二、推动联合国框架下网络空间治理机制的改革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对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8）印太战略视域下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四、研究的基本设想 |
| 第一章 印太地区及其海上安全态势 |
| 第一节 印太地区的地缘属性 |
| 一、印太地区的地理空间界定 |
| 二、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属性 |
| 三、印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属性 |
| 第二节 印太地区的战略框架 |
| 一、印太概念的起源与演变 |
| 二、印太战略及其“联盟”合作体系 |
| 第三节 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态势 |
| 一、中美印大国海上博弈日趋激烈 |
| 二、地区的部分领海争端日益加剧 |
| 三、海盗及武装劫持活动依然猖獗 |
| 四、海上安全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 |
| 五、影响海上安全的突发事件频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印太战略布局与美印战略互动 |
| 第一节 美国印度洋的战略转向 |
| 一、冷战后美印关系逐渐解冻 |
| 二、将印度洋正式纳入美国海上战略范畴 |
| 第二节 亚太再平衡与印太战略隐现 |
| 一、亚太再平衡战略 |
| 二、提升印度洋价值与印太战略隐现 |
| 第三节 从“亚太”正式转向“印太” |
| 一、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构想 |
| 二、印太战略迈向实施阶段 |
| 第四节 印度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回应 |
| 一、印度的印度洋战略 |
| 二、印度的“东进”战略(Move to the East) |
| 三、印度的印太战略构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主要领域 |
| 第一节 美印海上防务合作 |
| 一、签署防务合作协议 |
| 二、构建防务合作机制 |
| 三、提升防务贸易水平 |
| 第二节 美印海军交流合作 |
| 一、开展海上联合演习 |
| 二、联合海上训练和联合行动 |
| 三、举行海上合作对话 |
| 四、推进海军互动交流 |
| 第三节 美印海洋安全秩序合作 |
| 一、维护海洋航道安全 |
| 二、维护海洋安全秩序 |
| 第四节 美印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 |
| 一、海上联合反恐 |
| 二、共同打击海盗 |
| 三、防止海上核扩散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 |
| 四、开展海上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 |
| 五、海域感知领域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动力来源 |
| 第一节 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 |
| 一、美国海上战略利益需要 |
| 二、美印海上力量结构互补 |
| 三、中国等因素影响的助推 |
| 第二节 双边以及多边互动的助推 |
| 一、印度对美国海上安全合作的积极回应 |
| 二、美印海上战略层面相互依存需要 |
| 三、地区海上多边合作框架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美国和印度共同战略文化 |
| 一、美国和印度的共同身份 |
| 二、美国和印度的战略互动 |
| 三、印裔美国人的积极游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制约因素 |
| 第一节 美国国内政策的约束 |
| 一、美国国内政治体制影响 |
| 二、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取向 |
| 三、美国对印度海上能力质疑 |
| 第二节 印度国内政治的制约 |
| 一、印度保持战略自主的传统 |
| 二、印度内部官僚体系的影响 |
| 三、印度存在防范美国的心理 |
| 第三节 美印战略互动的限制 |
| 一、美印海上战略矛盾难以调和 |
| 二、美印海上战略竞争难以避免 |
| 三、美印海上安全合作难掩分歧 |
| 四、政治经济制约因素难以消除 |
| 第四节 国际地区层面的影响 |
| 一、中国对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影响 |
| 二、俄罗斯对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影响 |
| 三、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问题束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如何应对美印海上安全合作 |
| 第一节 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印太海上地缘安全环境受到威胁 |
| 二、与美印的海上战略互动日趋复杂 |
| 三、在印太地区海上影响力受到削弱 |
| 四、中国构建海上丝绸之路面临一定困难 |
| 第二节 中国应对美印海上安全合作措施 |
| 一、稳步发展与美印两国的正常关系 |
| 二、利用美印矛盾充分发挥制衡作用 |
| 三、全面扩展提升国家海上影响能力 |
| 四、积极推动印太多边海上合作治理 |
| 五、妥善处理固有地区海洋争端问题 |
| 第三节 中美印海上安全合作的路径分析 |
| 一、建立三边海上安全沟通交流磋商机制 |
| 二、借助双边多边海上安全机制开展合作 |
| 三、尝试“一带一路”与印太战略的对接 |
| 四、推动印太地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南亚区域合作的新进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云南改革开放[J]. 陈利君. 南亚东南亚研究, 2021(04)
- [2]“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研究[D]. 赖征世.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3]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D]. 齐亚琛.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4]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D]. 闫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5]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6]中亚与南亚经贸联通的进展及评析[J]. 李亮.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2020(01)
- [7]印度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进程分析[D]. 荣国郡. 外交学院, 2020(02)
- [8]印太战略视域下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研究[D]. 张东冬.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9]区域大国区域安全治理的多重角色——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案例比较分析[J]. 郑先武. 国际观察, 2019(05)
- [10]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受益问题研究[D]. 谷合强. 暨南大学,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