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技保姆”活跃普安田间（论文文献综述）
罗曼[1]（2021）在《《人民日报》1949-1966年副刊文学写作与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侯书涵[2]（2021）在《制度变迁视域下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生活适应性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现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也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被纳入城市体系中,并出现了一种新型社区,即拆迁安置社区。拆迁安置社区不同于城市社区也不同于农村社区,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崭新的存在,是从农村过渡到城市的临时形式。拆迁安置社区空间上的转移不是简单的户籍、集体产业、管理模式的改变,主要呈现于居民的总体生活模式和利益分配的变化。拆迁安置社区居民虽然在身份上从农民转为市民,但是社区基础设施、管理现状、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服务、公共意识与城市社区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外学界对拆迁安置社区的研究大多立足于“国家-社会”视角,更多是自上而下单方面的调适,难以解释制度变迁的复杂机制。本文通过制度-生活视角洞察正式制度代理人与生活主体在实践中复杂的互动机制,从日常生活层面介入制度-生活的空间领域,了解生活的转型过程和居民适应程度,分析正式制度变迁的现实逻辑和实践方向。以拆迁安置A社区作为研究的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访谈法,立足于微观层面,采取制度-生活分析范式,梳理了拆迁安置社区经历的“均衡-停滞-更新-均衡”的发展阶段,建立起“制度-生活”视野下社区管理的解析框架,指出制度与生活的互动推动了社区中制度的再生产,只有建立起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找到通向制度与生活均衡的路径和方法。具体而言,制度应该顺应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主动寻求合作;生活主体应通过合理扩大张力空间,推动制度的变迁。文章分为六个部分,首先对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核心概念与理论进行阐述;其次对拆迁安置A社区的背景、社区环境以及居民概况进行介绍。文章从拆迁安置过渡期、形成期、发展期不同阶段的制度设计探讨居民生活适应性的转型描述了拆迁安置前安置前创制秩序的生成与注入,制度总体均衡的状态,农村与城市不同制度背景下居民的不适应,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初期制度发生变化对居民生活产生的影响,制度与生活的不和谐带来暂时的制度僵滞,居民对制度认知的行为表征,通过制度创新后给居民带来的生活变化,构建制度与生活的平衡机制,使制度基本契合于日常生活。最后文章从拆迁安置社区安置前后的制度设计提出一些治理途径,旨在建立一个理想的制度与生活相匹配的结构体系,寻求一种“制度秩序”与“自发秩序”分工与合作的模式。
白春霞[3]（2019）在《北朝女性与佛教》文中指出北朝是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统治者兼收并蓄的政策下,出现了儒释道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佛教在北朝社会盛行传播,北魏孝文帝时期佛教义学兴起,儒家思想和佛教相互会通融合。由于北朝对佛教的利用政策和佛教对政权的依附,北朝翻译的佛教经典多出于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所以在女主政治的背景下,对女性成佛持肯定态度的大乘经典广泛流行,这对女性信仰佛教具有鼓励意义。本文试图从北朝女性群体内部阶层差异的角度,分析皇后妃嫔、士族女性和平民女性等不同女性群体与佛教的关系,并对其中的典型现象给予符合历史时代背景的诠释,以此探究佛教对北朝女性生活和北朝社会的影响。北朝后妃出家现象颇为引人注目,据统计有17位皇后出家为尼,如果再算上其他妃嫔,数量更多。这些出家的后妃有“守贞”之意,也有由“受罚”、“失势”所致,还有“委曲求全”和“明哲保身”之计掺杂其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为了探究佛理而出家的。比丘尼戒的粗食、节食、禁食美食,素朴无华的形象要求,严格防范情欲的男女之限,减少睡眠等断欲苦修的规范塑造出了自我克制、贞节高尚的新的女性形象,因而出家成为守贞皇后的选择。出家为尼是一个从世俗社会到神圣的宗教世界的过程,修持戒律需要忍受巨大的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因此使后妃出家又成为一种惩罚手段。这种比丘尼身份全新功能的出现与北朝的政权与佛教的关系、女性在宗教信仰中的边缘化及社会对女性角色规范的加强等有关。虽然北朝后妃与人私通、宫廷淫秽之事时有发生,但总体上儒家的妇德女贞观念已渗透到鲜卑统治者的理念中,在帝崩、帝废、国亡之时,安置后妃出家守节逐渐成为惯例和制度,佛教成为父权制社会控制女性的新工具。士族女性因为特殊的阶层身份,一般以相对理性的态度接受佛教。虽然北朝社会对理想女性形象的期待仍是具备儒家四德、六行之美,但佛教已经开始成为彰显女性美好品行的新元素。作为一种深奥复杂的哲学理论,阅读佛经成为女性才华横溢的象征;由于独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妙解因果的女性拥有了感悟人生真谛的智慧等;表现慈悲善良的布施之举和柔顺精勤的忍辱精进亦符合儒家妇德标准。另外,北朝士族孀居女性奉佛成为明志守节的一种标志,使本身就是道德高尚之举的行为又增加了宗教的神圣色彩。北朝统治者倡导实行三年丧制,儒家对女性伦理道德规范的日益强化,和类似断欲苦修的居丧生活培养起的孀妇的宗教性,及因持戒而展现出的崇高性等因素共同推动她们走向佛教。进入北朝士族女性生活的佛教,并未实质性地改变其生活轨迹,作为一种辅助因素,佛教进一步强化了儒家伦理下的士族女性理想品行。社会动荡的北朝时期,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因此宣扬因果业报,福报轮回思想的佛教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在北朝民众的观念中,佛是一位大神,与之相关的佛经、佛像等都具有神圣性,都是民众的崇拜对象。平民女性是佛教信仰的重要力量,她们积极参加写经、诵经、持戒、斋戒、造像等易于实践的佛教活动。其中女性的造像活动最为突出,她们或者个人单独造像,或者与丈夫一起以家庭为单位造像,或者与志同道合者结成佛社组织造像。虽然北朝平民女性借助于自己纺织工作带来的经济主动性,活跃于各种形式的佛教活动中,但主要不是为了自己,儒家伦理下的家庭生活仍是她们的重心所在,多种形式的崇佛活动主要是为家庭、亲人祈福的方式和手段。不过,在客观上,大乘佛教解脱上的男女平等思想,使得妇女在关注家庭的同时也关注自己的来世福祉,佛教使平民女性自我意识萌发,精神生活得到拓展,社会活动内容和范围得以扩大。北朝时期,各个阶层的女性佛教活动大体相似,但处于父权制社会的她们,在佛教信仰中都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她们不能脱离社会文化和家庭家族的需要,去追求个人的精神解脱。北朝女性的佛教活动体现出了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并交织着女性的情感因素,深刻地展现了在儒家伦理文化下,女性以家庭和生活为中心的社会角色期待。但佛教又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北朝后妃、士族女性和平民女性的生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北朝后妃出家和士族女性为提升妇德而奉佛的现象延续后世,尤其随着儒家女性伦理的不断强化,持戒守志成为孀妇美德的重要体现,这种现象持续千年而稳定不变。北朝时期,作为同样是限制束缚的两种规范,儒家礼制和佛教戒律的结合深刻地影响着各个阶层的女性生活,女性参与佛教活动也影响着佛教女性文化的发展动向。
赵国权[4]（2017）在《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研究》文中认为两宋处于轴心后时代的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期,不仅深刻影响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态,也辐射到宋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更是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女子的教育生活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依据社会角色理论,运用大史料观及多学科视角,从自然、家庭、社会三个维度,对两宋女子各类角色的教育生活进行微观分析和深度描述,从中可以看到:在一个趋向理性、开放、包容的社会生活业态下,女子的教育生活亦呈现出多元、向上、自觉、自主之态势,在中国社会生活及教育生活史上可谓独领风骚。如此,其研究既可提升及丰富两宋女子教育理论,又能还原逼近真实的两宋女子教育场景,从中发现教育生活传承的历史轨迹,打通教育史与生活史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拓展女子教育史研究新领域。第一部分“绪论”,主要论及选题缘由,即女子在教育史学中的边缘化、从生活史角度对两宋女子教育再解读、史学研究的生活转向等。对两宋女子教育史料分为文本、非文本两类进行系统梳理,对前辈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回顾分析,大致划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从酝酿走向局部或断续关注、从局部或断续关注通向整体研究、从整体研究迈向纵深研究。第二部分“社会大变局:女子教育生活的催化剂”,以社会大变局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吐故纳新为前提,从文化变迁与下移、制度建构与人文关怀、社会生活开放与交融、民族间的交融与冲突等几个方面,来阐释生成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多元背景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第三部分“作为自然人的女子教育生活”,女子作为自然独立的个体,在其生存过程中必然要学会借助各种资源来满足衣食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社会也会对其生存空间及行为予以规范,即通过性别规训、身体塑造以及成年礼等,使之合乎社会公众的角色期待。她们也会通过自身及生活体验,来感悟生死及生命之重。第四部分“作为家庭人的女子教育生活”,女子一生要经过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等多次重要的家庭角色建构。为人女,要接受入则孝父母、出则友爱兄弟姐妹之教,使为“孝女”;为人妻,要接受柔顺、不妒、相夫、守节之教,使为“贤妻”;为人母,要接受如何胎教及教子女识字、读书、交友、择业、为官等,使为“良母”;为人媳,要接受孝公婆、和娣姒、睦邻里及经营家庭产业之教,使为“顺妇”。她们忍辱负重,以其大爱及智慧,极力维系着家庭的稳定与和谐。第五部分“作为社会人的女子教育生活”,女子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既复杂又不固定,从社会对各种角色期待的共性上,分为五个方面加以解读,即在濡化中施与道德规训、在阅读中涵养知识、在做学中养成生存技艺、在与各层人士交往中丰富社会阅历、在信奉佛道中找寻寄托并超越自我。尤其她们在受教的同时,也在扮演着施教者的角色,以己所学及所能来回报家人和社会。第六部分“回馈大变局:女子教育生活样态与检视”,大变局中的文明理性开国与治国气象,使得女子教育生活也呈现出多元、开放之态势,主要表现为:教育与生活融为一体,教育在生活中漫步,以角色引领生活,旨在学会如何生活;伴随教育生活的时空增温,女子身体从禁锢趋向重塑,读书从内闱步入学堂,交往从家内移到家外,治家从“主内”到“主外”;“母教”在生活中被拓展、被深化,她们敢于担当、以教为乐、捐资助教、爱及家国之壮举,使教育生活得以精彩而完美建构;教育生活的终极呈现便是才女辈出,在诗词、书画、制造、军事、商贸、竞技、说唱乃至科举等领域均有不让须眉者。“结语”部分是对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历史地位及影响予以定位,主要论点为:一是以两宋史视野来审视女子教育生活,可以看出:两宋理性文明的开国气象所带来的社会生活新业态,直接催生出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多元、开放、自主之态势,成为两宋社会生活中最具活力的一大场域,也构成两宋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推动力。相比较而言,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同一性远大于差异性;二是以中国史视野来审视女子教育生活,可以看出:两宋女子教育生活上承汉唐多有超越,下启近世,又多为元明清三代所不及,实乃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生活的黄金时代;三是以世界史视野来审视女子教育生活,同样会发现:轴心前时代的文明古国,唯独中国的教育文化没有出现中断而源远流长、绵延至今,也唯独中国两宋时期的女子教育生活在同时代的世界舞台上成为领跑者,因此它不独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陈蓉[5]（2014）在《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和实施,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了快速发展。这些合作社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原因,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起步较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相比,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依据经济学、管理学等基本原理,以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对象,对该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本着从宏观分析到微观剖析的思路,利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等研究方法,构建了本研究的基本架构。在研究思路上首先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与评价,以形成本研究的基本观点和切入点,以此为基础,对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的主要成效、产生的作用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通过典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进行实证和案例分析,提出了湖南省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路径以及对策建议。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绪论。本章首先阐述了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在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认真梳理和评价之后,介绍了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提出了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章,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的概述。本章主要对本文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本研究所应用的基本理论,包括制度变迁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合作社理论。第三章,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分析。本章主要从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概况、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区域分布、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领域、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范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质量、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方面进行阐述。第四章,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的主要成效及产生的作用。第五章,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组建、运行、成员三个方面的内容。第六章,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实证分析。对湖南省攸县谭家垅葡萄专业合作社、攸县新希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明鑫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三个典型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包括发展现状、运行情况、发展经验等多方面。第七章,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建议。本章主要从加强自身建设与完善外部环境两个方面进行论述,提出了湖南省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对策建议,目的是为湖南省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谏言献策。第八章,结束语。对全文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全面总结,提出了今后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邓金霞[6]（2013）在《公共服务外包之隐性进入壁垒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种跨界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的方式,公共服务外包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并非新鲜事物,在我们国家,却依然处于探索时期,政府的边界依然比较封闭。自1995年上海罗山市民会馆筹建至今,公共服务外包在中国已经走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历程,但是,相关实践与制度的创新仅在北京与东南沿海地区比较活跃,而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先发地区,目前尚无全市层面统一的制度规范,从部门的角度看,民政部门比较开放,其它部门则相对保守,财政部门只是在2012年中才出台了试行的、依申请公开的文件,跨界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的推进范围是有限的。进展为何如此缓慢?需要哪些条件?本文选取上海市1995年以来典型的案例与其他相关事实、数据作为资料来源,研究公共服务外包实践当中普遍且重要的事实,以期更好地指导实践。通过实际调研,发现公共服务外包中存在较高的隐性进入壁垒,结果是将合作固定在政府与有限的合作对象之间,固定在体制内、地域内或条线内的组织之间,特别是固定在体制内的组织之间,组织网络边界较为封闭,不利于壁垒“圈外”潜在承接者发育与进入。这种隐性进入壁垒形态如何?本质是什么?有何效应?与显性进入壁垒有何区别?其形成与变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管理?研究该问题的理论意义在于进一步探究影响组织网络边界以及政府权力边界变化的因素。本文根据价值中立原则,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与回答。既有研究表明,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公共服务外包中的“内部化”、封闭、非竞争性、垄断与壁垒等现象,并对该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原因分析,但是缺少边界角度的研究。但是,该问题本质上属于组织网络边界的封闭程度问题,因此,本文选择组织网络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并据此确立了“身份—效用”分析框架。即：交易的主体、客体、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是影响隐性进入壁垒变化的重要因素,其中,导致显性进入壁垒变化的因素通过身份与效用两个中间变量对隐性进入壁垒发生作用。当显性进入壁垒较高时,隐性进入壁垒也较高,两者共同导致组织网络的边界较为封闭而非较为开放。依据组织网络边界的开放程度,本文将公共服务外包划分为“体制内紧密型、体制内独立型、体制外独立型和体制外紧密型”四种类型,并选取了相应的代表性案例。即：上海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的劳务派遣；上海绿化环卫养护服务招投标形式化；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的进入过程以及上海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的进入过程。通过呈现与比较四种外包类型的形成过程,证实了“身份—效用”分析框架的适用性,解释了隐性进入壁垒变化的机理,从而得出组织网络边界相对封闭的原因。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隐性进入壁垒是客观存在的,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变化。（2）主体间身份联系与政府的效用评价是影响隐性进入壁垒变化的直接因素；显性进入壁垒通过影响二者而对隐性进入壁垒发生正强化的作用；隐性进入壁垒反过来会影响正式规则、交易频率与资产专用性；显性进入壁垒与隐性进入壁垒一起构成组织网络边界,两者较高时,边界较为封闭,反之亦然。（3）身份联系包括熟人社会中的身份联系与科层组织中的身份联系,两者一起构成了交易的非正式规则。（4）在隐性进入壁垒较低的情况下,潜在承接者容易获得初始进入权。一旦承接者获得初始进入权,即获得了发展非正式交易规则以及影响政府决策的机会,如果存在资产专用性并且绩效良好,那么合作就容易延续下去。（5）隐性进入壁垒的存在与变化隐含了政府的权力运行逻辑,组织边界的变化体现了政府权力边界的变化。公共服务外包的目的是开放政府这一科层组织的边界,促进合作,减少成本,满足需求。隐性进入壁垒帮助政府避免外包的风险的同时也制造了一定的风险,应基于隐性进入壁垒的变化机理,从过程控制的角度,调整影响隐性进入壁垒的各相关因素。由于这些因素涉及到公共服务外包的所有重要方面,本文从整体上设计了优化公共服务外包运作,并且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以开放而有序地推进公共服务外包。
樊翠花[7]（2013）在《清末民初江苏乡村民变问题研究（1901-1921）》文中研究说明民变是困扰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清末民初,民变是整个社会不良运行状态的一种映照,一定程度上也是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阵痛所致,江苏乡村民变则是一典型缩影。通过多维度、跨学科考察清末民初江苏乡村民变的概貌、发生机理、政府防控机制和民变的社会效应,可管窥社会系统的运行和更嬗。清末民初江苏乡村民变具有多重特征,在时间分布上,具有频发性与聚发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广泛性与区域性,苏南倍于苏北,松江府高于其他；在民变类型上,具有传统性和现代性；在民变规模上,具有群体性和暴力性；在民变人员构成上,具有复杂性和落后性；在行动方式上,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匿名性。江苏具有滋生民变的环境条件,河湖密布,易生洪涝灾害,便利的水陆交通降低了民变的代价,增加了官府的处置成本；人多地狭,为民变这一集合行为提供了人数条件；乡村教育程度落后与迷信鬼神八字成为乡民抵制现代化改革的思想因素。乡民承受着多重结构性压力,农民收入构成单一,土地高度集中,抗风险能力低,农民在市场浪潮中只能随潮飘荡；盗匪遍地,兵祸不断,百姓无法安身立命；社会下层背负着穷人、农民、苏北人、客民等社会身份痛苦,受社会排斥者被迫采用非常规途径实现其目的。乡民的心理预期与实际所得不符,产生挫折和仇官、仇绅、仇富的对抗性情绪,容易做出冲动报复行为,在“大闹大好处,小闹小好处,不闹没好处”观念的驱动下,在从众过程中,更容易陷入集体无意识,失衡的社会心理构成社会不安的潜流。环境条件、结构性压力、社会心理等要素的互动与持续发酵,为民变积蓄着力量,终于在米珠薪桂、租税强制征收、剧烈的社会变革、自然灾害频发、谣言煽惑等因素的诱发下,经过集体行为动员,民变层见叠出。粮食骚乱由米价高低和米价年际波动幅度共同决定,商品化程度高的江苏地区更易于出现“人造”饥荒,并周期性发作,引发大规模恐慌。租赋确定和征收常常是官民矛盾的焦点,政府、地主、农民围绕农产品展开激烈的争夺,使租赋征收的强制色彩越来越明显。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日益关键,政府就成为乡民求助对象和针对的目标。高发的天灾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饥民大量涌现,报荒纷沓而至,乡民在饥寒的逼压下不再受社会规范的束缚,天灾性公共危机为民变提供了集聚的基础。而现代化变革使新旧矛盾集中爆发,清政府穷于应付,北京国民政府措手不及。处于惶恐不安中的乡民为谣言大行其道提供了便利条件,乡民通过大众歇斯底里式的集合行为来缓解大难将至的焦虑。根据民变的诱因和局势的发展情况,政府运用经济、政治、法律、思想等防控手段,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经济上,为平抑米价,政府筹款购米、禁止私运米粮、打击囤积、限制粮食加工；为赈灾救荒,政府实行急赈、工赈、资遣饥民、蠲缓、治灾、兴办工艺；政治上,采取整顿吏治、严缉盗匪、法律约束、查禁谣言、舆论宣传、开启民智等预防措施；为紧急处置民变,疏导教育,武装弹压,软硬兼施,军警震慑、强行驱散、抓捕带离、遏制反弹,多策兼行,对饥民与乱民、首要与胁从,区别对待。然而,由于粮食危机、商人逐利、米禁斗争、米价利益难以平衡、赈款无着、赈米难购、赈灾人员腐败、贫民遣不胜遣、地方力图自保、救助理念落后、赈济治标不治本等原因,使得米价调控和灾荒救济的效果甚微,政府救助工作无法正常发挥保护、整合、稳定的功能。由于政府在乡村社会势单力薄、报刊舆论口诛笔伐,导致调控民变的政治威力无法有效发挥。数量众多的、高频率的民变对社会起着分裂与整合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民变剥蚀政府统治根基,加剧社会动荡,损耗社会财富,增添乡民痛楚,延缓江苏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民变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释放了民怨,激活政府救助机制,推动新的社会管理制度的构建,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刺激北京国民政府推行新制度,引发社会对乡村和民变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在民变的“破”与“立”中,促进了社会系统的新陈代谢。
胡家广[8]（2012）在《清末义赈研究 ——以光绪三十二年江北水灾为中心的个案考察》文中提出义赈这股民间慈善力量,一直活跃在晚清救灾赈济舞台上。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北水灾,义赈成为此次救灾活动的重要力量。梳理此次义赈活动的历史面貌,有利于我们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认识、理解义赈的历史意义。本文力图呈现义赈在清末最后几年的景况,分析新兴因素在义赈系谱中扩散所造成的影响,探讨义赈逐渐衰落的原因。文章除了绪论和结语外,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描述此次水灾的灾情灾况,分析灾情壅于上闻的原因,探讨两江官府救助水灾的措施。灾情趋于严重以后,灾区百姓外逃求生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让两江官府认识到水灾之严重。尽管官府在九月份就已着手查堪户口,但官赈流于表面,效果不佳。在无奈之下,官府请求义赈参与赈济活动,以补官赈之不足。第二部分主要是梳理官赈从实行“化官为义”到“官义合办”的过程。官赈引入义赈的组织方法实行,惜无一支成熟的赈务队伍,使得“化官为义”无效果可言。情急之下,官府将官赈资源纳入义赈框架内运作,由义绅主导赈务。华洋义赈会也积极参与赈灾活动,在三方合力下,赈灾取得较好的成果。第三部分主要是分析清末最后十年义赈在募捐口号、募捐方式和收捐网络上的新变化。清末学生、妇女、商会、报馆等新兴力量开始广泛参与义赈募捐,使得义赈在新时代背景下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新特点。第四部分主要是探究义赈组织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义赈这种民间慈善活动自兴起至本年,已活动将近四十年。时至本次水灾,义赈募捐已尽显疲态。这次赈灾活动可谓盛极一时的义赈在衰落前的回光返照。个中原因,与义赈组织的制度缺陷有莫大关系。财务制度不够明晰、没有完善的奖惩机制等都是导致义赈衰落的重要原因。概而言之,义赈这种民间慈善活动,在晚清国家动荡无力赈灾之时,为救助灾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义赈亦通过救灾活动获得国家的合法性认同。但是,协赈公所这种组织形式,在时代发展中逐渐落伍,不能及时完善自身的制度性缺陷,最终导致义赈的衰落。
张晓松[9]（2011）在《历史文化视角下的贵州地方性知识考察 ——以符号和仪式为样本》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以中国西南的贵州省作为地域文化研究对象,从历史文化的视角,以本人十余年来在这一地区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为基础,对贵州的山地社会、宗教信仰、社会仪式、建造符号、服饰文化、歌舞仪式、傩文化以及仍然存活着的各种“地方性知识”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在此基础上,攫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和仪式样本,借鉴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以当地“文化拥有者的内部眼光”和受访者对自身文化的“自我解释”,以“深描”和“阐释”方式,梳理和透析贵州地域历史上所形成的多样性文化。由于特殊的地理地貌和历史等原因,形成了贵州以“文化千岛”为特征的多元文化格局。本研究通过三个方面的讨论:1、文化认知的多样性;2、文化生态的多样性;3、文化自由的多样性,对贵州文化的深层结构、精神内核和源动力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究。一、文化认知的多样性。本研究探索了隐藏于各种贵州文化符号和仪式活动下的恐惧意识、万物有灵论的世界观、民间信仰和习俗等共同的精神本源,挖掘并整理贵州文化样本的文化认知结构。探索文化如何通过神圣化的符号和仪式,呈现出的民族精神（ethos）及其世界观（world-view）。指出了这种以“恐惧”为核心的精神本源是贵州多样化的文化体系形成的源动力,并由此建立起以自然为尊的人地关系、与祖先神只和各种神灵之间的精神维系,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形态。提出了在贵州多样化的文化现象中,仍保留着许多氏族社会晚期向文明社会过渡、转变时期的文化现象,印证了摩尔根、列维·斯特劳斯、弗雷泽和马克思等人关于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学说。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本研究从文化认知的角度,研究贵州的文化生态现象。并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对单线的、简单的社会文化进化论进行了驳论,强调多线进化的法则,驳斥那些贬低“地方知识”和“原始文化”的话语霸权,同步论证了贵州文化的基本特征与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一致性。三、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自由的关系。本研究探讨的另一个重点是作为群体性人权的文化自由。以着名福利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为代表的人类发展观为理论依据,讨论了文化自由与人类可行能力发展之关系。本研究证明:以“文化千岛”为表征的多样化的“地方知识体系”及其“和而不同”,“共生共荣”的文化格局,源自贵州各文化子系统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宽容,是文化自由和文化权利实现的结果。文化自由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人的基本权利和人类发展的重要品质之一,是人类发展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工具。应尊重和保护文化自由与文化权利,实施多元文化政策,努力消除因民族、语言和宗教多样性而造成的隔阂、歧视与冲突,是当今世界保护文化多样性,实现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本研究还证明了:文化的核心是思维,由思维的自由创造了文化的自由。人们思考事情的方式不同,所创造的文化也不同。思维的不断发展,促进文化的发展。文化多样性首先是思维的多样性,思维的多样性造就了文化的多样性。本研究的旨归在于:把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结合起来,在以互惠平等、文化自由与文化权利等人类发展的基本品质基础上,帮助和促进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地方知识的拥有者”选择正确而有效的方法和路径,以实现自身文化的保护,培育其自主发展能力,以避免在商业化和不恰当的、过度的城市化过程中造成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冲击和破坏。
李翔[10]（2012）在《现实主义大师米勒与塞岗蒂尼绘画之比较》文中研究说明现实主义是19世纪继浪漫主义之后在欧洲出现的一种与浪漫主义相对立的艺术思潮。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们大多作品是对所处社会晦涩阴暗面进行描述、批判，所以又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同十五十六世纪意大利卡拉瓦乔大师一样，现实主义艺术家将平凡卑微的底层贫民纳入他们的视野之中，可以说在这平凡中见不平凡，以平凡人的生活来触动我们的心弦，也让我们深思看似卑微的工作是否是平民的保障，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贡献是否就像他们的工作那样看似卑微？现实主义美术是巴比松画派的画家们在大自然的风景中孕育的，而现实主义则是真正成熟于库尔贝大师和米勒大师的绘画中。现实主义美术作品中体现出一种人本主义思想，从而确立了现实主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坚信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它不仅可以被认识，而且可以被创造性的表现；二是可以利用自己的主观感觉，诚实的体现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米勒(（1814-1875）是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绘画大师，是一位伟大的田园画家，一生致力于描写农民生活因而有农民画家的称号。米勒出生于法国诺曼底海岸瑟堡葛雷维尔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农闲之余喜欢读文学作品，文学之外更喜欢绘画，一有空闲就面对周围的景物进行写生。他熟悉农民生活，对劳动的艰苦有着亲身的体验，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童年生活决定了他日后的艺术方向和品质。他不喜欢政治，也不为当时的巴黎公社政府服务,更不会控诉某一个社会阶层。但是,对农民来说,米勒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阐释者。塞岗蒂尼的题材是以农民为主，但他是以阿尔卑斯山的山地牧民生活为蓝本画他们憧憬的劳动生活，画他们虔诚的生活态度。他的代表作《渡湖的圣玛利亚》里，在晨曦时刻的逆光里，静静的湖面飘荡着一只普里西亚诺湖上特有的小舟，船上满载着羊群，船上静坐着怀抱小孩的母亲，丈夫在船尾轻轻的划桨。整个画面给人一种宁静、安详、令人遐想的情景。这与其说是一幅宗教故事画，不如说是一幅反映农民生活的风俗画。在塞冈蒂尼的内心，农民就是圣母。
二、“科技保姆”活跃普安田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科技保姆”活跃普安田间（论文提纲范文）
（2）制度变迁视域下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生活适应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和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概念和理论基础 |
| 1.4.1 概念定义 |
| 1.4.2 理论基础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案例研究 |
| 1.5.2 深度访谈 |
| 1.5.3 参与观察 |
| 2 拆迁安置A社区基本概况 |
| 2.1 拆迁安置A社区的背景 |
| 2.2 社区环境和社区主体 |
| 2.2.1 社区环境 |
| 2.2.2 社区主体的构成 |
| 2.3 A社区的居民基本情况 |
| 3 制度平衡打破: 拆迁安置过渡期居民生活的冲击与混乱 |
| 3.1 血缘与封闭: 拆迁前的传统农村社区 |
| 3.2 强制与整合: 过渡期的拆迁安置社区 |
| 4 制度僵硬停滞: 拆迁安置形成期居民生活的调适与融合 |
| 4.1 难以负担的经济压力 |
| 4.1.1 收入不稳定 |
| 4.1.2 生活成本增加 |
| 4.2 物质和空间的利益争夺 |
| 4.2.1 非正规经济泛滥 |
| 4.2.2 拒缴管理费用 |
| 4.2.3 安置补偿未到位 |
| 4.3 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
| 4.3.1 权责模糊引起职务推搡 |
| 4.3.2 行政化使办事效率低 |
| 4.3.3 渠道缺乏限制社区参与 |
| 4.3.4 功利追逐导致权益忽视 |
| 4.4 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碰撞 |
| 4.4.1 需求与供给不匹配 |
| 4.4.2 惯习与规则不适应 |
| 4.4.3 社会资本的断裂 |
| 4.5 局限与内倾的社会交往 |
| 4.5.1 人际交往同质 |
| 4.5.2 邻里关系陌生 |
| 4.5.3 社会参与停滞 |
| 5 制度更新调整: 拆迁安置发展期居民生活的适应与博弈 |
| 5.1 积极的制度磨合 |
| 5.1.1 吸纳社区精英: 对立关系的缓和 |
| 5.1.2 建立社区公约: 制度妥协与民情关照 |
| 5.1.3 联接社会资源: 非正式制度的重塑 |
| 5.2 矛盾的制度参与 |
| 5.2.1 公共意识产生: 利益表达强烈 |
| 5.2.2 传统观念尚存: 对新制度的挑战 |
| 5.2.3 居民需求更新: 发展带来新问题 |
| 6 制度均衡发展: 拆迁安置成熟期居民生活的制度归属 |
| 6.1 安置前:政府的前期制度导入 |
| 6.1.1 制度监督与落实 |
| 6.1.2 全方位规划准备 |
| 6.1.3 引入市场商业逻辑 |
| 6.1.4 建立法律维护机制 |
| 6.2 安置后: 制度-生活匹配机制 |
| 6.2.1 政府主导调控 |
| 6.2.2 管理主体合作共治 |
| 6.2.3 居民内化融入 |
| 7 讨论与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致谢 |
（3）北朝女性与佛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佛教经典中的女性观研究 |
| (二) 北朝女性佛教信仰研究 |
| 三、研究方法、概念界定及所用材料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概念界定 |
| (三) 所用材料 |
| 第一章 佛教的传播与北朝女性 |
| 第一节 北朝女性信仰佛教的社会背景 |
| 一、战乱灾害与佛教的盛行传播 |
| 二、北朝佛教与政权 |
| 三、北朝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的融合 |
| 第二节 北朝佛教女性观与儒家妇德观 |
| 一、北朝女性的面貌 |
| 二、北朝佛教女性观 |
| 三、佛教女性观与儒家妇德观的交融 |
| 小结 |
| 第二章 礼制与戒律约束下的北朝后妃出家 |
| 第一节 北朝后妃出家现象及原因 |
| 一、北朝后妃出家现象 |
| 二、北朝后妃出家原因 |
| 三、北朝后妃出家的家庭及社会背景 |
| 第二节 断欲苦修的比丘尼戒与后妃出家 |
| 一、佛教戒律的制定及其在北朝的流行 |
| 二、比丘尼戒的内容 |
| 三、比丘尼戒与儒家礼制的融合 |
| 四、北朝比丘尼的社会形象 |
| 五、断欲苦修的比丘尼戒与后妃出家 |
| 六、后妃为何出家为尼而不做女冠 |
| 小结 |
| 第三章 北朝士族女性与佛教 |
| 第一节 北朝士族女性信仰佛教的原因 |
| 一、士族家学门风传统的影响 |
| 二、士族女性的个人追求 |
| 三、寡居女性的精神寄托 |
| 第二节 佛教视角下的士族女性理想形象 |
| 一、佛教影响之前的女性理想形象 |
| 二、加入佛教元素的女性理想形象 |
| 三、佛教元素在塑造女性理想形象中的意义 |
| 第三节 丧礼的宗教性导向与北朝寡居女性奉佛 |
| 一、三年丧制与北朝民众的居丧尽礼 |
| 二、北朝时期的居丧礼仪与佛教 |
| 三、士族女性的寡居生活与佛教 |
| 小结 |
| 第四章 北朝平民女性与佛教 |
| 第一节 佛教影响下的女性日常生活 |
| 一、佛教影响下的民众日常生活 |
| 二、戒律影响下的女性生活 |
| 三、女身污秽观与女性奉佛 |
| 第二节 平民女性的造像活动 |
| 一、造像方式 |
| 二、造像目的 |
| 第三节 平民女性实现造像的经济基础及意义 |
| 一、北朝平民女性造像的经济基础 |
| 二、北朝平民女性信仰佛教的时代意义 |
| 小结 |
| 第五章 北朝女性佛教信仰的特点及影响 |
| 第一节 北朝女性佛教信仰的特点 |
| 一、信仰群体的差异性与信仰世俗性的结合 |
| 二、崇佛活动中伦理道德与情感的交织 |
| 三、崇佛活动与修持成就的性别化差异 |
| 第二节 北朝内尼制的后世影响 |
| 一、内道场的出现及职能 |
| 二、内道场内尼制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三节 寡居女性的宗教选择 |
| 一、逐渐加强的贞节观念 |
| 二、寡居女性的佛教选择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文献综述 |
| 五、理论、思路与方法 |
| 六、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社会大变局:女子教育生活的催化剂 |
| 一、文化变迁与下移:从重文到重女教 |
| (一) “重文”之策促成劝学兴教态势 |
| (二) 书籍印刷促使文化普及与下移 |
| (三) 学术论争促动社会对女教的特别关注 |
| 二、制度建构与人文关怀:从意识觉醒到独自维权 |
| (一) 对婚姻的自主与自决 |
| (二) 对财产的拥有和支配 |
| (三) 可独为一户之主 |
| (四) 用法律申诉维权 |
| (五) 社会对女子的救助 |
| 三、社会生活的变迁:从角色固化到重塑 |
| (一) 生活空间的开放与自我 |
| (二) 女子生活中的角色趋向多元 |
| 四、民族间的交融与冲突:从忠君到生成爱国情怀 |
| (一) 交融中的文化包容与生活 |
| (二) 冲突中的女子爱国情怀 |
| 第二章 作为自然人的女子教育生活 |
| 一、性别之教:予以性别规训与认同 |
| 二、饮食之教:形成习惯及自觉 |
| 三、佩饰之教:传统与时尚交汇 |
| 四、强身之教:从戏玩到竞技 |
| 五、“成人”之教:“笄礼”与“乞巧” |
| 六、生死之悟:求生与释然 |
| 第三章 作为家庭人的女子教育生活 |
| 一、为人女之教:立身处世做“孝女” |
| (一) 入则孝父母 |
| (二) 出则友兄弟姊妹 |
| (三) 及笄婚姻第一课 |
| 二、为人妻之教:柔顺事夫做“贤妻” |
| (一) 妻以“柔顺”为美 |
| (二) 妻以“不妒”为德 |
| (三) 妻以“相夫”为功 |
| (四) 夫亡守节或可再嫁 |
| 三、为人母之教:养育子女做“良母” |
| (一) 孕育中的祈愿 |
| (二) 对新生命的呵护 |
| (三) 生活中的倾心教导 |
| 四、为人媳之教:孝公婆勤理家使为“顺媳” |
| (一) 事公婆如事父母 |
| (二) 谦顺于叔妹及娣姒 |
| (三) 以和、义睦族邻 |
| (四) 以法度、智慧经家理业 |
| 第四章 作为社会人的女子教育生活 |
| 一、道德规训:在濡化中成人 |
| (一) 社会意志的表达 |
| (二) 家庭中的熏陶 |
| (三) 生活中的自觉践行 |
| 二、知识涵养:在阅读中沉淀 |
| (一) 走进阅读 |
| (二) 时时乃至终身阅读 |
| (三) 经史百科无不涉足 |
| (四) 让阅读改变自我 |
| 三、生存技艺:在做学中养成 |
| (一) 桑蚕织紝之教 |
| (二) 诗词书画歌舞之教 |
| (三) 雇工及经营技能之教 |
| 四、社会阅历:在交游中丰富 |
| (一) 士庶女子之交游 |
| (二) 风尘女子之交游 |
| 五、宗教信仰:在修行中超越自我 |
| (一) 奉佛事佛之教 |
| (二) 崇道修道之教 |
| 第五章 回应大变局:女子教育生活样态与检视 |
| 一、教育与生活融为一体:书写女子教育的“本真” |
| (一) 教育在生活中漫步 |
| (二) 以角色引领教育生活 |
| (三) 旨在学会生活 |
| 二、教育生活的时空增温:传承中的开放与时尚 |
| (一) 身体从禁锢趋向重塑 |
| (二) 读书从内闱步入学堂 |
| (三) 交往从家内移到家外 |
| (四) 治家从“主内”到“主外” |
| 三、“母教”在生活中拓展与深化:教育生活的完美建构 |
| (一) 敢于担当 |
| (二) 以教为乐 |
| (三) 捐资助教 |
| (四) 爱及家国 |
| 四、巾帼不让须眉:女子教育生活的终极呈现 |
| (一) 善诗词多成一家 |
| (二) 工书画有章有法 |
| (三) 懂技术造福闾里 |
| (四) 知军事保家卫国 |
| (五) 应科举惊动朝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 |
| 1.1.2 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 |
| 1.1.3 农民自身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强烈的需求 |
| 1.1.4 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有较快发展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 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的必要性 |
| 2.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问题 |
| 1.3.3 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 |
| 1.4 研究的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的方法 |
| 1.5.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6 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 |
| 2 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的概述 |
| 2.1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涵 |
| 2.2 相关理论的概述 |
| 2.2.1 制度变迁理论 |
| 2.2.2 公共物品理论 |
| 2.2.3 合作社理论 |
| 3 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分析 |
| 3.1 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概况 |
| 3.2 湖南牧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区域分布 |
| 3.3 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领域 |
| 3.4 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范围 |
| 3.5 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类型 |
| 3.6 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质量 |
| 3.7 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 |
| 4 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的主要成效及产生的作用 |
| 4.1 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的主要成效 |
| 4.1.1 加快了农业主导产业形成,促进了特色产业的发展 |
| 4.1.2 加快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
| 4.1.3 加快龙头企业的培育,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
| 4.1.4 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凸现了农业产业化新亮点 |
| 4.2 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 |
| 4.2.1 创新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 4.2.2 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 |
| 4.2.3 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
| 4.2.4 促进了农民增收 |
| 4.2.5 推进了农业科技进步 |
| 5 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1 组建方面存在的问题 |
| 5.1.1 合作社的区域发展不均衡 |
| 5.1.2 数量较小,农户覆盖率低 |
| 5.1.3 规模较小,经济实力薄弱 |
| 5.2 运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
| 5.2.1 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 |
| 5.2.2 缺乏信贷等金融支持 |
| 5.2.3 合作社服务范围较窄 |
| 5.2.4 管理部门间缺乏协调 |
| 5.3 成员方面存在的问题 |
| 5.3.1 联合协作意识淡薄 |
| 5.3.2 合作社成员素质偏低 |
| 6 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1 湖南攸县谭家垅葡萄专业合作社 |
| 6.1.1 成立的背景及现状 |
| 6.1.2 发展经验 |
| 6.1.3 未来规划 |
| 6.2 湖南攸县新希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
| 6.2.1 基本情况 |
| 6.2.2 经营现状 |
| 6.2.3 主要做法 |
| 6.2.4 效益分析 |
| 6.2.5 存在的问题 |
| 6.2.6 发展规划 |
| 6.3 湖南攸县明鑫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
| 6.3.1 发展现状 |
| 6.3.2 运行情况 |
| 6.3.3 具体的做法 |
| 6.3.4 产生的实效 |
| 7 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加强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自身建设 |
| 7.1.1 规范合作社的内部治理 |
| 7.1.2 整合优化资源,促进产业升级 |
| 7.1.3 严把产品质量,注重品牌创建 |
| 7.1.4 培育合作社的自身人才 |
| 7.2 完善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外部环境 |
| 7.2.1 理顺管理体制 |
| 7.2.2 加大金融扶持 |
| 7.2.3 培育示范典型 |
| 7.2.4 强化制度建设 |
| 7.2.5 强化宣传培训 |
| 8 结束语 |
| 8.1 结论 |
| 8.2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公共服务外包之隐性进入壁垒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目的与观点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 |
| 三、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 |
| 一、公共服务外包：涵义与特点 |
| 二、隐性进入壁垒：涵义与类型 |
| 三、组织网络边界：涵义与类型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公共服务外包与政府职能转移 |
| 二、公共服务外包的方式 |
| 三、公共服务外包中存在隐性进入壁垒 |
| 四、公共服务外包中隐性进入壁垒的成因 |
| 五、评价与思考 |
| 第四节 思路、结构与方法 |
| 一、基本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组织网络理论 |
| 一、组织网络：涵义与客观实在性 |
| 二、组织网络的治理机制 |
| 三、组织网络边界的封闭性与效应 |
| 四、组织网络理论视域下的公共服务外包 |
| 第二节 自变量：显性进入壁垒 |
| 一、主体能力 |
| 二、交易属性 |
| 三、正式交易规则 |
| 第三节 中间变量：非正式交易规则与政府效用偏好 |
| 一、身份联系：存在非正式交易规则 |
| 二、效用偏好：维护稳定与创造政绩 |
| 第四节 隐性进入壁垒的“身份—效用”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公共服务外包的四种类型：基于边界的开放性 |
| 第一节 上海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总体情况 |
| 一、发展现状 |
| 二、存在的问题 |
| 三、存在较高的隐性进入壁垒 |
| 第二节 体制内紧密型：以上海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劳务派遣为例 |
| 一、上海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使用劳务派遣的规模 |
| 二、纵向一体化思路下的岗位外包及其原因：上海12333服务热线 |
| 三、基于后台控制的前台外包及其原因：上海12345服务热线 |
| 第三节 体制内独立型：以上海绿化环卫养护服务招投标形式化为例 |
| 一、“管养分开”的背景、过程与结果 |
| 二、“管养分开”后既有承接者的退出困境 |
| 三、“管养分开”后招投标形式化的原因 |
| 第四节 体制外紧密型：以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的进入为例 |
| 一、连接官方的组织资源 |
| 二、初始进入机会的获得 |
| 三、声誉的扩展及相对稳定的项目来源 |
| 第五节 体制外独立型：以上海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的进入为例 |
| 一、组织背景 |
| 二、初始进入机会的获得 |
| 三、声誉的扩展及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隐性进入壁垒形成与变化的机理 |
| 第一节 显性进入壁垒的影响 |
| 一、正式制度 |
| 二、交易属性 |
| 三、主体能力 |
| 第二节 主体间身份联系的影响 |
| 一、政府系统内部：重视身份联系的熟人社会 |
| 二、熟人社会的行为规则 |
| 三、作为非正式交易规则的正式组织规则 |
| 第三节 主体效用偏好的影响 |
| 一、政府的效用偏好：维护稳定与创造政绩 |
| 二、既有承接者的效用偏好：维护既得利益 |
| 三、潜在承接者效用偏好：服务公益或追逐利润 |
| 四、服务对象的效用偏好：以恰当的方式满足需求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开放而有序地推进公共服务外包 |
| 第一节 目标与原则 |
| 第二节 优化整体运行环境 |
| 一、修正目的 |
| 二、夯实依据 |
| 三、协同力量 |
| 四、培育市场 |
| 五、确定标准 |
| 第三节 完善整体运行机制 |
| 一、事前选择机制 |
| 二、事中合作机制 |
| 三、事后处置机制 |
| 第六章 结语 |
| 第一节 问题回顾 |
| 第二节 主要发现 |
| 一、公共服务外包中存在较高的隐性进入壁垒 |
| 二、身份—效用框架及其对组织网络理论的发展 |
| 三、作为非正式交易规则的正式组织规则 |
| 四、潜在承接者初始进入权的来源 |
| 五、隐性进入壁垒背后的权力逻辑与权力边界 |
| 第三节 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后记 |
（7）清末民初江苏乡村民变问题研究（1901-192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民变”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江苏乡村民变概貌 |
| 第一节 乡村民变的时空分布 |
| 一、时间分布上的三个高峰期 |
| 二、空间分布上的“遍地开花” |
| 第二节 乡村民变的类型与规模 |
| 一、乡村民变的类型 |
| 二、粮食骚乱与抗租风潮 |
| 三、乡村民变的人数级别 |
| 四、民变的激烈程度 |
| 第三节 乡村民变的人员结构与行动方式 |
| 一、复杂的人员结构 |
| 二、民变团体 |
| 三、传统的行动方式 |
| 小结 |
| 第二章 乡村民变的社会土壤 |
| 第一节 环境条件 |
| 一、洪涝灾害与农作物分布 |
| 二、便利的水陆交通 |
| 三、人多地狭 |
| 四、民智未开与鬼神观念 |
| 第二节 结构性压力 |
| 一、恶劣的经济环境 |
| 二、混乱的社会治安 |
| 三、痛苦的社会身份 |
| 第三节 乡民的社会心理状态 |
| 一、小事闹大与从众心理 |
| 二、挫折与恐慌心理 |
| 三、怨恨心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乡村民变的促发因素 |
| 第一节 米珠薪桂时的生存威胁 |
| 第二节 租税征收中的农产品争夺 |
| 一、沉重的租赋 |
| 二、血腥的租赋催缴 |
| 第三节 天灾性公共危机 |
| 一、惊人的生命财产损失 |
| 二、灾后的民食问题和精神创伤 |
| 三、灾民大军涌现 |
| 四、集体报灾 |
| 五、饥寒起盗心 |
| 第四节 社会变迁的刺激 |
| 一、海丰面粉公司被劫事件 |
| 二、反自治风潮 |
| 三、毁学风潮 |
| 四、辛亥革命时期的抗租风潮 |
| 五、上海臭风潮 |
| 第五节 谣言煽惑 |
| 一、谣言繁兴 |
| 二、谣言与民变 |
| 小结 |
| 第四章 乡村民变的政府防控 |
| 第一节 经济调控 |
| 一、平抑米价 |
| 二、赈灾救荒 |
| 第二节 防患于未然的政治思想举措 |
| 一、政治法律控制 |
| 二、思想文化控制 |
| 第三节 紧急处置民变的政治策略 |
| 一、疏导教育 |
| 二、武装弹压 |
| 第四节 调控中的困扰 |
| 一、米价难调 |
| 二、灾荒难赈 |
| 三、政府势单力薄 |
| 小结 |
| 第五章 乡村民变的双重效应 |
| 第一节 消极影响 |
| 一、侵蚀政府权威 |
| 二、影响社会稳定 |
| 三、延缓现代化进程 |
| 第二节 积极意义 |
| 一、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 |
| 二、加速清朝覆灭 |
| 三、引发社会理性思考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表 |
| 后记 |
（8）清末义赈研究 ——以光绪三十二年江北水灾为中心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及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天有凶年：水灾灾情与各方反应 |
| 第一节 东冲西决：水灾灾情与重灾之下的社会反应 |
| 第二节 急公好义：义赈组织的反应与行动 |
| 第二章 官义合办：重灾之下的多方合作 |
| 第一节 无奈之举：从“化官为义”到“官义合办” |
| 第二节 通力合作：合赈模式下的官、义角色与实践 |
| 第三节 雪中送炭：灾赈中的华洋义赈会 |
| 第四节 拯救民命：多方合作下的救灾成效 |
| 第三章 新兴因素在义赈活动中的扩散：义赈发展的新特点 |
| 第一节 从“福报”到“同胞”：募捐口号的转换 |
| 第二节 华北慈善力量的兴起：义赈募捐地域的扩散 |
| 第三节 学生、妇女、报馆、公司：义赈募捐中的新血液 |
| 第四章 江河日下：义赈的制度性缺陷及其衰微 |
| 第一节 自我约束与规范：义赈组织的自律机制 |
| 第二节 募捐分支机构建设与赈务人才培养：义赈的协赈公所模式 |
| 第三节 情关桑梓与畛域之见：义赈的地域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9）历史文化视角下的贵州地方性知识考察 ——以符号和仪式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历史文化视角下的地方性知识的理论与方法 |
| 一、研究重点与研究意义 |
| 二、“地方性知识”：历史文化研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 |
| （一） 阐释人类学关于“地方性知识”的界定 |
| （二） 阐释人类学理论重要观点：“意义之网”、“深描”与“阐释”. |
| （三） 人类学研究的“内部眼光”、“外部眼光”和“阐释循环”原则. |
| （四） 阐释人类学的学术价值观 |
| 三、辅助性方法：田野考察与民族志研究 |
| 四、研究对象：以符号和仪式为样本的贵州“地方性知识” |
| 五、“文化千岛”：建立在阐释之上的理解 |
| 第二章 以文化自由观看待贵州历史文化 |
| 一、关于文化自由的相关讨论 |
| 二、关于文化自由和多样性发展理论 |
| 三、文化多样性的理论和观点 |
| 四、“文化千岛”：关于文化自由与文化多样性关系的讨论 |
| 第三章 贵州历史文化格局与依存关系考察 |
| 一、历史的迁徙与生存环境：生存方式与精神维系 |
| （一） 历史上的文化生态观：自然生境下的文化适应与生存智慧 |
| （二） 历史上的“溪峒社会”：与环境相适应的“地方”生存方式样本 |
| 二、迁徙与祖源地文化的维系：贵州文化格局形成史考察 |
| 三、族系迁徙与生存恐惧下的文化格局形成史考察 |
| 五、汉民族历史上的迁徙与“遣汉制夷”史考察. |
| 六、历史上的贵州“地方”社会权利与制度考察. |
| 七、历史上的王权统属与地方自治 |
| 八、西南通道上的“屯戍”与“控扼”历史考察. |
| 第四章 以精神特征为对象的地方性知识考察 |
| 一、文化认知：万物有灵与山岳崇拜 |
| （一） 梵净山：自由的想象与多样化的崇拜 |
| （二） 物我互渗：山神与祖灵崇拜 |
| 三、历史上的岩石崇拜与神话母题 |
| 四、民族与地方社会历史上的祭司制度考察 |
| （一） 民族与地方社会的特殊角色：祭司 |
| （二） 田野考察样本：岜沙苗人的鬼师行法 |
| （三） 田野考察样本：能与岜沙祖先鬼神沟通的“过阴师” |
| 五、历史上的外来信仰与学说的本土化考察 |
| （一） 并存与交融的多元宗教格局 |
| （二) 田野考察样本：多神杂处的宗教圣殿 |
| 六、本章小结：“恐惧”的情感人类学解释 |
| 第五章 以信仰仪式为对象的地方性知识考察 |
| 一、狩猎的禁忌与仪式：“围猎”与“撵山” |
| 二、农耕的禁忌与仪式：“开秧门”与“关秧门” |
| 三、祖灵护佑下的社交仪式：“跳花坡”、“跳花场”等 |
| （一） “花”的意象与社交仪式 |
| （二） 田野考察样本：黔西北南开三口塘的“跳花坡”仪式 |
| （三） 田野考察样本：黔西北与黔南等地的“花山节”仪式 |
| （四） 田野考察样本：“茅人节”与“花山节”仪式. |
| 四、水灵崇拜与水的祭仪 |
| （一） 田野考察样本：黔南三都水族地区的“尼霞”祭仪 |
| （二） 田野考察样本：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苗族龙舟祭仪 |
| 五、祖灵崇拜与物我互渗：神树庇护下的子民. |
| （一） 枫树的后代 |
| （二） 枫树崇拜与禁忌 |
| 六、生命交替的过渡仪式样本：岜沙苗人葬仪调查 |
| 七、献祭牺牲与集体记忆样本：月亮山苗人“吃鼓臓”仪式 |
| 第六章 以建造符号为对象的地方性知识考察 |
| 一、侗族建造符号样本：以鼓楼文明为对象的地方性知识考察. |
| （一） 鼓楼风景：环境与人类生存的交互关系 |
| （二） 鼓楼溯源：鼓楼文化历史考察 |
| （三） “鱼窝”意象及其他：侗族内部社会认同现象考察 |
| （四） “萨”庇佑下的鼓楼社会：侗族精神崇拜考察. |
| （五） “桥”的意象与功能：侗族“风雨桥及相关事象考察 |
| 二、以鼓楼为聚：侗族社会内部认同与精神维系. |
| 三、草根力量与风俗统治：侗族地方社会秩序与制度文化考察. |
| 第七章 以服饰代码为对象的地方性知识考察 |
| 一、作为族群代码和认同表征的苗族服饰文化 |
| 二、有意味的形式：苗族服饰中的色彩意识考察. |
| 三、“自然”之衣：服饰与生存环境的适应关系考察 |
| 四、织绣、印染与“书写”：苗族女性意识的文化表达 |
| （一） “画”出来的历史：民族民间印染技艺与文化表达 |
| （二） 剪纸艺术与手上的“讲述” |
| （三） 穿行在经纬之间的绣绘 |
| 五、服饰与民族文化的原型和母题 |
| 六、服饰与图腾意象 |
| 七、作为文化符号的头饰及其象征意义 |
| 八、“妈妈花”：服饰上的文化记忆 |
| 第八章 以歌舞仪式为对象的地方性知识考察 |
| 一、古歌所创造的民族 |
| （一） 古歌诵唱仪式考察. |
| （二） “真实”的神话与“当下”的历史. |
| 二、文化样本：“唱‘嘞’地方的苗族”认同意识考察 |
| 三、文化样本：作为地方性知识文本和教化工具的侗歌考察 |
| （一） “歌堂”：文化空间与唱诵活动. |
| （二） 歌的传习和教化功能 |
| 四、民族迁徙与集体记忆：“够嘎底嘎且”歌舞仪式考察 |
| 第九章 以“傩”为对象的符号与仪式考察 |
| 一、巫术与社会展演：贵州傩的历史文化与仪式考察 |
| 二、田野考察样本：彝族“撮太吉”仪式考察 |
| 三、田野考察样本：屯堡人的“地戏”（军傩）仪式考察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10）现实主义大师米勒与塞岗蒂尼绘画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目的 |
| 1.2 选题的意义 |
| 1.3 选题的背景 |
| 1.3.1 国内背景 |
| 1.3.2 国外背景 |
| 1.4 结合科研课题及主要研究内容 |
| 第2章 总述现实主义 |
| 2.1 现实主义美术的产生 |
| 2.2 现实主义的理想及作画原则 |
| 2.3 现实主义美术的伟大意义 |
| 第3章 欧洲现实主义绘画的源起 |
| 3.1 卡拉瓦乔现实主义绘画 |
| 3.2 勃鲁盖尔现实主义绘画 |
| 3.3 17 世纪荷兰现实主义绘画 |
| 3.4 19 世纪初期法国现实主义绘画 |
| 3.4.1 法国现实主义绘画产生的时代背景 |
| 3.4.2 19 世纪初期法国现实主义绘画先驱 |
| 3.4.3 现实主义大师米勒的家庭背景及成长经历 |
| 3.5 19 世纪意大利现实主义美术 |
| 3.5.1 19 世纪意大利现实主义美术的源起 |
| 3.5.2 塞岗蒂尼大师的生平简介 |
| 3.5.3 塞岗蒂尼大师的家庭背景及成长经历 |
| 第4章 米勒与塞岗蒂尼大师绘画之比较 |
| 4.1 米勒与塞岗蒂尼大师创作题材（作品） |
| 4.1.1 米勒创作题材 |
| 4.1.2 塞岗蒂尼创作题材 |
| 4.1.3 两者题材之异同 |
| 4.2 米勒与塞岗蒂尼技法特点（作品） |
| 4.2.1 两者绘画及构图色彩 |
| 4.2.2 两者作品形象刻画之异同 |
| 4.3 米勒与塞岗蒂尼绘画风格（作品） |
| 4.4 米勒与塞岗蒂尼同属现实主义画派以及两者相似的创作题材 |
| 第5章 当代现实主义美术的发展 |
| 5.1 米勒与塞岗蒂尼大师的历史地位 |
| 5.2 米勒与塞岗蒂尼对当今画坛的影响 |
| 创新点及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科技保姆”活跃普安田间（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民日报》1949-1966年副刊文学写作与传播研究[D]. 罗曼. 吉林大学, 2021
- [2]制度变迁视域下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生活适应性研究[D]. 侯书涵. 西南大学, 2021
- [3]北朝女性与佛教[D]. 白春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4]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研究[D]. 赵国权.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5]湖南攸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D]. 陈蓉.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4(02)
- [6]公共服务外包之隐性进入壁垒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D]. 邓金霞. 复旦大学, 2013(01)
- [7]清末民初江苏乡村民变问题研究（1901-1921）[D]. 樊翠花. 苏州大学, 2013(05)
- [8]清末义赈研究 ——以光绪三十二年江北水灾为中心的个案考察[D]. 胡家广. 华东师范大学, 2012(01)
- [9]历史文化视角下的贵州地方性知识考察 ——以符号和仪式为样本[D]. 张晓松. 东北师范大学, 2011(06)
- [10]现实主义大师米勒与塞岗蒂尼绘画之比较[D]. 李翔. 青岛科技大学, 2012(06)